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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与儿子

一个可以救活的病人,被送到医院,老公泪流满面地说:“大夫,我们不看了,我们回家。”相信我,他并不是不爱他的妻子,只是他真的再也拿不出多一分的救命钱了。

一个已经脑死亡的患者,静静地躺在那里。在一旁急得满头大汗、号称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抢救他的人,可能根本就和病人不认识——他其实是某个国企的领导。病人只要撑过了7天,就不算事故直接致死,他就能减免些许相关责任……

我是一名医生。我说的故事里充满了悲喜剧,其中的演员就是身边的你我他。看得多了,也就能从悲剧中看出生命的脆弱、社会的不公,历练坚强的人格;从悲剧中看出命运的安排,苦中作乐,感悟人生。人有病,天知否?

早年在骨科轮转,有个患者让我终生难忘。

一个安徽来的女人,老公在我们这里打工,开拖拉机。

她每天都会在家门口等丈夫回家。那天,如往常一般,老公在乡间小路上开着拖拉机,带着几岁大的儿子,迎着夕阳回来了。离家很近了,他几乎已经看清了老婆脸上的笑容。突然间,拖拉机失控了,直直地冲向老婆。他可以打方向盘让车翻下路基,但儿子就坐在身边,翻车极有可能伤到小孩子……就在那电光火石的一瞬间,老公选择把儿子推下车,然后就撞上了老婆。

母亲和老婆落水后先救哪一个?这看似是个用来搞笑的老问题,但当一个人需要真实地面对这样的选择时,我们只能感叹命运是何等残酷。

老婆伤得很厉害,骨盆、双下肢都有骨折。皮肤自腰部起向下剥脱至小腿,就像一条带血的连裤袜。我和主任一起去清创,把皮缝了上去,给双腿都打了牵引,然后将下半身从肚脐到小腿全部加压包扎。女人有些胖,彼时还有月经和腹泻,创面也一直有液体渗出,下身经常是各种颜色流了一大摊。每次换药,至少需要两个医生合作,用上两包烧伤敷料、一槽纱布、十几卷绷带,差不多要一个小时。常常刚换好,病人就又拉肚子了,我们只好重新来过。

病人家很穷,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帮他们省钱,每天都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个患者身上。日子一天天过去,感觉她已经脱离了危险,皮瓣也基本上没有坏死,我想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回当地医院了,心里暖洋洋的,特别有成就感。

就在所有人都很乐观的时候,她老公却放弃治疗了——他实在是借不到钱了。出院的那一天,他找来担架,让人把老婆抬了出去。他哭得撕心裂肺,认为是自己害死了老婆。我心里也特别难过,付出了很多心血,却觉得再不能多帮助些什么。

此后很久,我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位丈夫当时能否做出更好的选择?我不太能想明白,但我们其他人是否做得足够好呢?作为医生,我清楚:我们的医疗保障体系缺乏普遍的覆盖;我们的医保系统自付额比例过高,以致削弱了保障功能;我们的大多数医疗服务机构因不公不私而导致职责和社会功能不清;我们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医疗服务第三方购买者;我们的政府要么对医疗服务投资不足,要么不知道如何运用其购买力以引导医疗机构承担合理的社会责任……如此种种,使得这些离去的妻子们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依然可能会有。

有本书把社会人等分为多个层次,在下层民众之外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底层”。其实在社会中,没有人是隐形的,只是我们没有用心去关注,或者是刻意回避了他们的存在。而我是一个医生,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去忽视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