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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

前几天和朋友吃饭,席间有人问起:”知不知道骆家辉又出事了?他居然在北京搭公交!”坐完经济舱,排过队买咖啡,还给人公布过身家财产,现在居然又以堂堂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出门挤公交,好在后来我回家上网查证,发现这条消息不过是场误会,那个在公交车上戴着耳机、穿着格子衬衫的男子,只是长得有点像骆家辉。

这还不算完,最新的消息是,他带着老婆孩子到桂林度假,居然不带保镖。简直是”太超过了”!难怪有网友语带嘲讽地警告:”骆家辉,你可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真没想到一个驻华外交使节竟能吹皱一池春水,引起这许多舆论风雨。

很多人喜欢比较骆家辉和一般中国官员,赞美他平实俭朴,不尚奢华,不搞排场。也有人反过来怀疑他的动机,说他到京第一天就刻意低调,明显作秀,乃”新殖民主义的阴谋”。可是任何一个对美国有点了解,或者在该地生活过的人都该晓得,这根本不是作秀,亦非为官者着意刻苦,而是正常不过的美国国情。

虽然美国也出过不少糜烂炫富的暴发户和”富二代”,但这大抵算得上是个”寻常人”的国度。比起老英伦风度严整的绅士会所,美国新英格兰的豪门更欣赏气氛悠闲的乡村俱乐部。在这个总统候选人喜欢夸耀自己的父亲当年如何老实工作,只是普通市镇里的”ordinaryman”的国度里,达官贵人自己背包、自己打伞、自己排队买咖啡,根本就是一件不足为奇的小事。

然而一过太平洋,如此正常的”国情”却成了一种耀目的奇观。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有自己的国情。事实上,那种批判骆家辉散布”新殖民主义”论调的前提,正是咱们这儿的国情不同。

”国情”,一个陪伴了中国人整十年的外交辞令。每回遇上外国政客或”反华媒体”甚或”汉奸公知”的批评,我们的标准回应就是”我们国情不同”。”国情”在这里指的当然是一种现实存在的社经政治状况,它当然也是因国而异,不可能也不应该强求天下一统。所以,我们就可以继续推论,由于中国官员一向不会自己背背包,也不会自己打伞挡雨,故此就不能要求他们行事风格变得完全跟美国人一样。

然而,要是我们放大”国情”这个概念的涵括范围,把许多国人对现实存在的各种社经政治情况的看法也一并纳入,整个推论可能就会很不同了。简单地说,骆家辉那股美式官员的作派或者不符国情,难道那许多中国网民对它的称颂就不是国情吗?

国情既是一国的现实,也是该国国民对这种现实状况的认知和判断。

现实和理想本该有所差异,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会觉得自己身处最坏的时代,每一个社会的成员也都会嫌恶自己的社会不够完美,由是批判,由是改变,人类方有进步可言。总是用国情挡掉一切外来批评,固然有套文化相对论的基础;但却也是对理想的否定,因为它同时还挡掉了国民内部的不满。这是以国情的现实面消解了国情的理想面,等于是在告诉人民”这已经是最好的情况,最理想的社会,不可能再好了”;如果有人想要更理想的社会,那他的理想一定是源自外国的舶来品。

新中国这六十多年间,最大的意识形态转折,恰恰就发生在这组”现实vs理想”的二元论上。

从前我们高扬理想无视现实,深信脚下大地是实现完美蓝图的一张白纸;现在我们标举现实漠视理想,甚至还把现实升华为理想,要大家像拥抱理想般地拥抱现实。近年学术界中种种”中国模式”的论说便颇有这番把现实变成理想的味道,彷佛我们摸着石头过河摸了半天,原来已经一步步走出了之前无人料及的理想天地。而舆论界中最堪代表的例子,则是前阵子《环球时报》那篇有名的社论,它宣称”中国腐败无法通过打击或者通过改革来消除……这是一个根植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的问题”,所以”适度腐败”也不妨接受。

以前大家反腐,是因为大家有一个社会不该腐败的理想;如今我们应该顺从国情,不只承认腐败的现实存在,还要接受它。不努力以理想拉拔现实,反而想把理想拖回现实的泥沼,我不晓得,这是否也是我国的独特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