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和朋友吃饭，席间有人问起：”知不知道骆家辉又出事了？他居然在北京搭公交！”坐完经济舱，排过队买咖啡，还给人公布过身家财产，现在居然又以堂堂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出门挤公交，好在后来我回家上网查证，发现这条消息不过是场误会，那个在公交车上戴着耳机、穿着格子衬衫的男子，只是长得有点像骆家辉。
这还不算完，最新的消息是，他带着老婆孩子到桂林度假，居然不带保镖。简直是”太超过了”！难怪有网友语带嘲讽地警告：”骆家辉，你可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真没想到一个驻华外交使节竟能吹皱一池春水，引起这许多舆论风雨。
很多人喜欢比较骆家辉和一般中国官员，赞美他平实俭朴，不尚奢华，不搞排场。也有人反过来怀疑他的动机，说他到京第一天就刻意低调，明显作秀，乃”新殖民主义的阴谋”。可是任何一个对美国有点了解，或者在该地生活过的人都该晓得，这根本不是作秀，亦非为官者着意刻苦，而是正常不过的美国国情。
虽然美国也出过不少糜烂炫富的暴发户和”富二代”，但这大抵算得上是个”寻常人”的国度。比起老英伦风度严整的绅士会所，美国新英格兰的豪门更欣赏气氛悠闲的乡村俱乐部。在这个总统候选人喜欢夸耀自己的父亲当年如何老实工作，只是普通市镇里的”ordinaryman”的国度里，达官贵人自己背包、自己打伞、自己排队买咖啡，根本就是一件不足为奇的小事。
然而一过太平洋，如此正常的”国情”却成了一种耀目的奇观。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有自己的国情。事实上，那种批判骆家辉散布”新殖民主义”论调的前提，正是咱们这儿的国情不同。
”国情”，一个陪伴了中国人整十年的外交辞令。每回遇上外国政客或”反华媒体”甚或”汉奸公知”的批评，我们的标准回应就是”我们国情不同”。”国情”在这里指的当然是一种现实存在的社经政治状况，它当然也是因国而异，不可能也不应该强求天下一统。所以，我们就可以继续推论，由于中国官员一向不会自己背背包，也不会自己打伞挡雨，故此就不能要求他们行事风格变得完全跟美国人一样。
然而，要是我们放大”国情”这个概念的涵括范围，把许多国人对现实存在的各种社经政治情况的看法也一并纳入，整个推论可能就会很不同了。简单地说，骆家辉那股美式官员的作派或者不符国情，难道那许多中国网民对它的称颂就不是国情吗？
国情既是一国的现实，也是该国国民对这种现实状况的认知和判断。
现实和理想本该有所差异，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会觉得自己身处最坏的时代，每一个社会的成员也都会嫌恶自己的社会不够完美，由是批判，由是改变，人类方有进步可言。总是用国情挡掉一切外来批评，固然有套文化相对论的基础；但却也是对理想的否定，因为它同时还挡掉了国民内部的不满。这是以国情的现实面消解了国情的理想面，等于是在告诉人民”这已经是最好的情况，最理想的社会，不可能再好了”；如果有人想要更理想的社会，那他的理想一定是源自外国的舶来品。
新中国这六十多年间，最大的意识形态转折，恰恰就发生在这组”现实vs理想”的二元论上。
从前我们高扬理想无视现实，深信脚下大地是实现完美蓝图的一张白纸；现在我们标举现实漠视理想，甚至还把现实升华为理想，要大家像拥抱理想般地拥抱现实。近年学术界中种种”中国模式”的论说便颇有这番把现实变成理想的味道，彷佛我们摸着石头过河摸了半天，原来已经一步步走出了之前无人料及的理想天地。而舆论界中最堪代表的例子，则是前阵子《环球时报》那篇有名的社论，它宣称”中国腐败无法通过打击或者通过改革来消除……这是一个根植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的问题”，所以”适度腐败”也不妨接受。
以前大家反腐，是因为大家有一个社会不该腐败的理想；如今我们应该顺从国情，不只承认腐败的现实存在，还要接受它。不努力以理想拉拔现实，反而想把理想拖回现实的泥沼，我不晓得，这是否也是我国的独特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