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有个老乡叫刘大白，是著名诗人，在复旦大学教书。那时候是北洋时期，复旦的老师买不到便宜的福利房，也没有像样的教职工宿舍，刘大白只好跟同事去校外拼租一个小单间，每月房租12块大洋。您知道，全上海黄包车夫平均月收入只有9块大洋，纱厂工人的平均月薪只有16块大洋，工薪阶层辛辛苦苦一个月，挣的钱勉强够租一小间房子，还得是拼租，这说明上海的房租是很高的。
刘大白也觉得上海房租高，恰好他的朋友蒋梦麟请他到浙江大学任教，于是他提交辞呈，离开上海去了杭州。杭州房租也不算低，可是跟上海比，实在便宜到了姥姥家，物价又低，风景又好，刘大白隔几天游一次西湖，然后去楼外楼上喝一场大酒，小日子很痛快。可是时间长了，开始感觉到住在杭州的种种不便：第一，此地文化人偏少，刘大白谈得来的朋友不多，闷得慌了，只有跟上海的哥们儿写信；第二，上档次的卖场也偏少，刘大白想买一款新式的羊毛衫，遍寻杭州成衣店，都没有，还得请上海的朋友代买；第三，医疗条件也差，刘大白长期写作生了痔疮，涂药无效，需要手术，可是杭州城里的医院和莫干山的医院竟然没有一家能做这种手术的，刘大白不得不搭车去上海。
1929年，刘大白平步青云，受邀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做官，离开杭州去了南京。假如不是因为这个，他肯定还会返回上海滩，重新到复旦大学或者上海大学任教的。原因很简单：好一点儿的文化资源、商业资源和医疗资源都集中到上海了，上海房租虽高，毕竟生活方便；杭州房租虽低，毕竟生活不便。
上海滩是有很多优势的，生活方便是其一，发展机遇也多。当年女作家丁玲和她的男朋友胡也频在北京西山租农家大院，生活成本很低；后来去了上海，俩人租一间七八平方米的亭子间，月租竟要8块大洋，生活成本很高。但是这对小情侣毅然决然来到上海，因为他们在北京做自由撰稿人，每月稿费只有七八块大洋，后来到了上海，出版社多，报社也多，很轻松就找了一个编副刊的活儿，月收入飙升到200块大洋。
1929年，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丁玲和胡也频离开上海去了山东，在济南某高中教学为生，哪知还不到一年，俩人又逃回了上海——山东的言论自由度太低，写篇政治评论就可能遭到逮捕，想来想去，还是上海比较安全。
整个民国时期，农村破产，小城动乱，故都北平死气沉沉，优秀资源全部集中到了有限的几个大城市，所以宁愿蜗居也要留在大城市的群体，不光是文化人，还有农民工。抗战前后，上海、天津、汉口、南京这四大都市，都生活着几十万以上的农民工，他们或进厂做工，或在工地建房，或拉黄包车为生，什么都干不了的就上街拾荒。他们收入很低，而大城市的房租很高，他们租不起房，更买不起房，就在背街小巷或者垃圾场上搭起窝棚。窝棚狭窄、昏暗，滋生着蚊虫和苍蝇，雨天污水横流，晴天易起火灾，讲居住舒适度，远不如他们在农村自建的瓦房甚至茅草房。然而农民们还是整村整乡地奔向大城市，宁可住窝棚也不回乡村，因为大城市毕竟还有一口饭吃，强过留在农村忍受灾荒，忍受兵火，忍受军阀摊派的苛捐杂税。
几年前有个口号，叫做“逃离北上广”，意思是北京、上海、广州这几个一线城市房价太高，无力买房的年轻人应该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工作。然而众所周知，二三线城市房价虽低，薪水更低，跟大城市比起来，官僚作风严重，发展机会失衡，吸纳人才的能力低下，高学历的年轻人在这里能不能找到对口的工作且不说，连小孩上学都找不到靠谱的幼儿园。所以今年又有个口号，叫做“逃回北上广”。你知道，这跟刘大白后悔去杭州、丁玲逃回上海滩、民国广大农民工坚守小窝棚一样，都是资源分布严重失衡造成的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