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阎荷病了，癌症晚期，离死亡只差一步，我清楚地意识到难以抵御的灾难已经降临。
没完没了的检查、打吊针，像是不停地从五脏六腑里一刀子一刀子挖肉，哪儿是个头啊!
关键是手术，天大的痛苦也得咬牙忍着。不错，关键在手术，可手术的关键呢?红包!
我不以为然，我坚信红：包不但拉人下水，而且败坏协和医院的名声，“何况，人，家不会收的”。静谧的病房里，我遭到亲友们强烈的谴责。
“你不硬塞，怎么知道人家不收?”
“阎荷病后，床头堆满鲜花，问疾问痛者不计其数，有人专为手术送来现金。关键时刻、节骨眼上，你装什么清高?”
我蔫了，说：“问问阎荷，叫她拿主意。”女儿说：“手术大夫一连几个钟头下来满身流汗，辛苦极了。作为患者，不表示点什么过意不去。”又补充了一句：“要是郎景和大夫做手术就好了，他是林巧稚的高足。我读过他的《唉，人呐!》，‘印象非常深刻。”
手术日期确定，主刀的果然是郎大夫。但是，名人重名不重利，送红包更有难度。再难也得想想法子。女儿说得对，手术责任重大，是苦差事，得把心提到嗓子眼。
我找到当年我做手术时的外科书记熊世奇，这位精神矍铄的退休老人说话很干脆：“不可!”而且不无骄傲地说，“我们协和一直保持着好的风气，况且郎大夫做过协和医院的副院长，大家不是既称他郎主任又称他郎院长吗?”见我十分为难的样子，熊书记说：“有了!郎大夫喜欢写作，你们都是搞文的，跟他聊聊创作不是很好吗?”
郎大夫擅长随笔写作，我们之间会有不少共同语言，包括世道人心、义理辞章、作家官司、文坛轶闻。
我的上衣兜里埋伏了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随时准备着。林巧稚的画像挂在办公桌的上方，桌上堆满了外文医书，而且摞得很高。虽然电话铃声不断，但是文学的话题还是吸引了这位外科大夫。他对报告文学更感兴趣，怕是和写过《她有多少个孩子》的林巧稚不无关系。我说：“你的《唉，人呐！》我女儿印象深刻，我们家，她是您最早的读者。”郎大夫说：“我是动刀子的，也动笔，做过的手术和发表的文章都不少。”“您怎么喜欢写作?”“不怕你笑话，我小的时候就想当作家，未能如愿；到了协和，成了工薪一族，上班下班，骑车撞车，感动冲动，才冒出你女儿提到的那篇短文《唉，人呐!》。发表之后，有了反响，于是关于‘人’的话题便在我的笔下逐渐生发开去。”“关于文学，你一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又去接电话，然后不假思索地说：“鲁迅本来是学医的，他说，我解剖别人，但更严厉地解剖自己。一位患者问我：‘你能切除人身上的毒瘤，能切除人灵魂里的毒瘤吗?’我说：‘能，但不能光靠外科大夫，还要靠全社会做这个更难、更大的手术，这就是关于人的话题。’”
我的手一直捏着那信封，该出手时就是出不了手。郎大夫站起来，把签好名的新作《一个医生的哲学》送给我们。我们告辞了。
我受到家人无情的责备，谁会相信手里捏着的钱送不出去呢。女儿不耐烦了，从枕头下抽出那本《一个医生的哲学》，指着两个地方让我念给大家听：
将近七个小时的艰苦努力……哦，周末了，妻儿要等我吃晚饭……家属们千恩万谢。
“您老可是救命恩人……”又递上厚厚的信封，这更是万万收不得，好说歹说将他们请出了门。北风呼号，严寒刺骨，我拉紧了棉帽，顶着风一歪一拐地蹬着……
病家和医家都不应该将红包看得太重，大夫更应该看重的是自己的责任和对病人的诊断和治疗结果。关于此，我很赞赏医生和病家这样的对话：病家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不这样心里不踏实。”大夫说：“你这样才让我不踏实。你是想让我踏实地做手术，还是不踏实地做手术?”病家无言。
众人无言。
儿子阎力打破沉默，说：“协和医院住院处挂着公告，题目是《致病人及家属的公开信》，其中有这样的话：‘为了加强医风医德建设，保持和发扬我院优良传统，再次恳请您不要向我院职工赠送钱物，同时希望您对我院所有工作人员廉洁行医的情况进行监督。’”
众人无言。
女儿表情复杂。
“手术做得很漂亮!”第二天上班，观摩过这台手术的大夫都这么说。
不论是查房还是接受家属咨询，大夫们的目光都是柔和温馨的。啊，静谧而沸腾的病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