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对许多人来说，读书成为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很难想象20世纪末国人读书的盛况。书店永远是熙熙攘攘的，好书、畅销书还要托熟人抢购。就在全民读书的热潮中，成就了一本《读书》杂志。《读书》对读书人的重要性，可借用当年的主编沈昌文先生的一句名言：“可以不读书，但不可不读《读书》！”
《读书》为何如此传奇，为何有神话般的过去？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扬之水日记《<读书>十年》，透露了个中些微秘密。扬之水，当年我们只叫她的本名赵丽雅，她在《读书》的十年（1986-1996年），也是我与《读书》关系最密切的岁月，不少拙作就是经过她的编辑与读者见面的。记得第一次造访《读书》编辑部，他们刚刚临时搬迁到东四六条，坐下不久，便招呼我一起出去吃饭。那年头没有如今之气派，有公私小车可遣，人手一辆自行车，我是多余的客人，命我驾赵丽雅的坐骑，并捎带上她。不知是我的车技，还是她跳后座的能力有限，反正折腾了几次，总算成行——不曾在日记中发现这段轶事，此为补记。
说起吃饭，似乎在日记中占了颇大篇幅，不仅记下了某月某日与何人吃饭，而且还不厌其烦地详述桌上有几道菜，味道如何，名餐厅如此，小食堂亦如此，即便到作者家中便餐，也有同样记载。难道《读书》诸君皆为饕餮之徒？沈昌文先生另有一句名言：“要征服作者的心，先要征服他的胃。”《读书》编辑与作者的见面，通常是在饭桌上；许多重要的约稿、选题，也是在觥筹交错中灵感迸发，一言为定的。这颇有一点明清江南士大夫的遗风，享受的不仅是食物，而且是一种品味。宾主共饮，半醉半醒，总是那样的好胃口、好兴致。不似如今的文人，男性怕啤酒肚、脂肪肝，女性要纤细小蛮腰，三筷下去，便说饱了，让旁人看得也兴味索然。一个时代，最怕的是精神的萎靡，而精神萎靡的症候之一，便是缺乏兴致。
20世纪末的知识分子，永远是那样的兴致勃勃。《<读书>十年》中，记载最详尽、最出彩的，是游记那部分。她如一位云游四方的僧人，永远在路上、在旅途中：西安、敦煌、丽江、桂林、华山……古人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是很有些道理的。如今的学院中人，写出来的满纸工匠气，呆板生硬。而当年的《读书》，之所以好看、有灵性，多为躺着也能看的美文，乃是因为作者并非象牙塔中书呆子，乃是有着丰富阅历、见多识广的社会之人。从社会底层考进大学、甚至是没有文凭的读书人（如《读书》诸位编辑那般），读的不仅是书架上那几本小书，而且是山水自然、人文历史的大书，以先贤之经典，接天地之灵气，徜徉在湖光山水、千年古刹之间，胸怀何其之大，趣味何其之广。
同一桌酒席，同一片山水，俗人见俗，雅士见雅，读书人的本领，乃是在寻常之中发现不寻常之物，在世俗中寻得趣味之高雅。世人聚在餐桌，话题永远只有一个，就是劝酒比拼，谈的只是吃喝本身。而雅士的趣味，醉翁之意不在酒矣。我参加过多次《读书》做东的聚餐，餐桌上的话题，离不开两个永恒的主题，一个是古今中外之书，另一个是国事天下事学界之事。读书人谈性之高，无与伦比。如魏晋之名士，竞相媲美见识之渊博、谈吐之风流。日记中多次记载，某学者翩然而来，在编辑部座谈半日，滔滔不绝，又飘然而去。我的记忆之中，《读书》诸君，从不向作者约稿，只是扮演一个耐心的倾听者，如赵丽雅；或成为积极的插话者，如吴彬。所有的选题，都在不经意谈吐之间，酝酿而成。一个月之后，作者自然会乖乖地交稿过来。读书人与《读书》的关系，如同鱼儿与池塘，鱼水之情，难分难离。
20世纪末，最令人神往的，除了读书之外，还是人。赵丽雅真是三生有幸，当她跨入《读书》杂志的时候，老一辈读书人还健在，而且文笔甚健，谈兴甚浓。在她的笔下，钱锺书、杨绛、张中行、金克木、赵萝蕤、徐梵澄、施蛰存、金性尧……这些老先生的音容笑貌、风姿神采，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窃以为这部分是日记中最珍贵之价值所在。作者见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大师，卸去了场面中的面具，露出了本来的面相，有真性情，有顽童状，有人情味，各具风采，统领风骚。老一代读书人上接古代之风雅，横贯西方之文明，一个个活脱脱的“民国范儿”。最早的《读书》风范，因为有这些老先生撑在那里，跳过了“文革”的戾气，尽显读书人的风雅。这个风雅，很难形容，不仅指文字，且是文字背后的人格，从容潇洒，风流倜傥。俱往矣，如此之美文，在今日之俗世，又何处寻觅？真人远去，雅士尽归，唯余我等瓦釜雷鸣，岂非时代之殇哉？
说不尽的20世纪末，道不完的《读书》与读书人，那是一段不再回复的往事，一曲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