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往往是由牛人教出来的，李鸿章当年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门下时，曾国藩已位居两江总督，文章也是公认的一流。
其实，李鸿章与曾国藩的缘分，在投帖之前就开始了。1843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从北京来函，让其入京，准备来年的顺天府乡试。利用这个机会，李文安带李鸿章拜见了曾国藩，算是认了门。1845年，李鸿章参加恩科会试，曾国藩是主考官，依科举时代的规矩，曾可算是李的座师。考试失利，李鸿章正式拜曾国藩为师，学习如何写诗作文，两年后李鸿章金榜题名。曾国藩对李鸿章不仅在学问上循循善诱，在事业上也步步提携。李鸿章在家乡办团练失败，想投奔曾国藩，曾国藩满口答应，并寄去三百两银子给他做安家费。李鸿章入幕，曾国藩又将自己的治军心得一点一点教给他，希望培养其统兵之才。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剑指上海，曾国藩亲拟奏稿，推荐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同时派他在合肥一带招兵买马，组建淮军，援救上海，李鸿章自此平步青云。
李鸿章没有忘记老师的恩情。1864年，曾国藩与曾国荃包围天京，久攻不下，李鸿章率领的淮军时在常州，朝廷谕令淮军会攻天京。李鸿章知道曾国荃想独占收复天京的头功，于是致函曾国藩，称自己的部队想休整一下。朝廷见李鸿章按兵不动，下旨催其动兵。李鸿章先是谎称生病去了苏州，接着又提出部队疲劳，需休息两个月才能出战；实在找不到理由了，就绕道浙江，说要从湖州对天京形成包围。曾国藩明白李鸿章的良苦用心，湘军攻克天京后，李鸿章去看老师，曾国藩出城迎接，拉着他的手动情地说：“我兄弟俩的一点面子，全是你给的。”曾国藩辞世，李鸿章写了一副挽联：“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表达了对老师的深深怀念。
然而，李鸿章的矛盾也正在这里，一方面他非常尊敬自己的老师，另一方面他对老师传授给他的东西，又更多地只是吸收其“术”（具体的技巧），不顾其“道”（做人处事的根本理念）。
曾国藩一生以诚为本，李鸿章则喜欢撒谎。在湘军幕府时，某天李鸿章谎称头疼，不愿参加曾国藩主持的早会（集早餐与议事于一体的聚会），曾国藩几次派人去叫，说是“人不到齐不开饭”。看到老师生气了，李鸿章只好披上衣服，匆匆前往。曾国藩板着脸没说话，待李鸿章吃完饭，丢下一句“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耳”，然后拂袖而去。
在用人上，李鸿章与曾国藩也有极大差异。曾国藩提拔将领，除了军事素质，还很看重其操守和学问，湘军的主要将领都是书生，有科名者竟达30多人。曾国藩曾得意地对别人说：“我的这些部下，可以白天打仗，晚上讲学。”李鸿章用人只看打仗的能力，注重用利益笼络人心。他觉得读书人想法多，谁都不服谁，在战场上很难协调，相反，那些四肢发达、大脑简单的“武夫”却可以唯主将之命是从。
曾国藩固守原则，李鸿章则看重权变。19世纪70年代初，天津发生捣毁教堂、杀害洋人的教案，曾国藩受命处理。曾国藩经过仔细调查，发现所谓洋人教士杀婴儿的事，纯属谣传，在谈判中，他先是向洋人道歉，并当即决定将天津道、天津府、天津县的官员全部撤换。洋人不同意，非要将这些官员杀了抵命。几经协商，达成协议：判死刑20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并流放黑龙江，支付赔款49万两白银，并派政府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协议一出，国内物议沸腾，有人甚至指责曾国藩是“卖国贼”。在此种情况下，朝廷只得命令李鸿章复查“天津教案”。李鸿章一接手，立即表现出了与乃师全然不同的做事风格。他一面与洋人讨价还价，一面暗地里与俄国沟通，因为俄国只要赔偿“经济损失”，不要求人命相抵。李鸿章趁机改动判决，将原来的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刑，又令丁日昌从监狱里找来16名死刑犯杀了，忽悠外国人说已经行刑完毕。那些流放的官员，在避过风头之后，李鸿章又将他们一一招了回来。
李鸿章只学老师的“术”，无视其“道”，并非学不到，而是不想学。曾国藩来自交通极不发达的湖南中部乡下，他的价值观是儒生的；李鸿章来自自古以经商着名的安徽，其价值观是商人的。前者讲精神坚守、讲诚信、讲名誉，后者讲物质利益、讲计谋、讲机变。在正常时代，道可以战胜术；在晚清那种非正常的时代，术往往打败道。
从曾国藩与李鸿章身上，我们不难看出一个时代流变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