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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道之间

牛人往往是由牛人教出来的,李鸿章当年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门下时,曾国藩已位居两江总督,文章也是公认的一流。

其实,李鸿章与曾国藩的缘分,在投帖之前就开始了。1843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从北京来函,让其入京,准备来年的顺天府乡试。利用这个机会,李文安带李鸿章拜见了曾国藩,算是认了门。1845年,李鸿章参加恩科会试,曾国藩是主考官,依科举时代的规矩,曾可算是李的座师。考试失利,李鸿章正式拜曾国藩为师,学习如何写诗作文,两年后李鸿章金榜题名。曾国藩对李鸿章不仅在学问上循循善诱,在事业上也步步提携。李鸿章在家乡办团练失败,想投奔曾国藩,曾国藩满口答应,并寄去三百两银子给他做安家费。李鸿章入幕,曾国藩又将自己的治军心得一点一点教给他,希望培养其统兵之才。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剑指上海,曾国藩亲拟奏稿,推荐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同时派他在合肥一带招兵买马,组建淮军,援救上海,李鸿章自此平步青云。

李鸿章没有忘记老师的恩情。1864年,曾国藩与曾国荃包围天京,久攻不下,李鸿章率领的淮军时在常州,朝廷谕令淮军会攻天京。李鸿章知道曾国荃想独占收复天京的头功,于是致函曾国藩,称自己的部队想休整一下。朝廷见李鸿章按兵不动,下旨催其动兵。李鸿章先是谎称生病去了苏州,接着又提出部队疲劳,需休息两个月才能出战;实在找不到理由了,就绕道浙江,说要从湖州对天京形成包围。曾国藩明白李鸿章的良苦用心,湘军攻克天京后,李鸿章去看老师,曾国藩出城迎接,拉着他的手动情地说:“我兄弟俩的一点面子,全是你给的。”曾国藩辞世,李鸿章写了一副挽联:“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表达了对老师的深深怀念。

然而,李鸿章的矛盾也正在这里,一方面他非常尊敬自己的老师,另一方面他对老师传授给他的东西,又更多地只是吸收其“术”(具体的技巧),不顾其“道”(做人处事的根本理念)。

曾国藩一生以诚为本,李鸿章则喜欢撒谎。在湘军幕府时,某天李鸿章谎称头疼,不愿参加曾国藩主持的早会(集早餐与议事于一体的聚会),曾国藩几次派人去叫,说是“人不到齐不开饭”。看到老师生气了,李鸿章只好披上衣服,匆匆前往。曾国藩板着脸没说话,待李鸿章吃完饭,丢下一句“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耳”,然后拂袖而去。

在用人上,李鸿章与曾国藩也有极大差异。曾国藩提拔将领,除了军事素质,还很看重其操守和学问,湘军的主要将领都是书生,有科名者竟达30多人。曾国藩曾得意地对别人说:“我的这些部下,可以白天打仗,晚上讲学。”李鸿章用人只看打仗的能力,注重用利益笼络人心。他觉得读书人想法多,谁都不服谁,在战场上很难协调,相反,那些四肢发达、大脑简单的“武夫”却可以唯主将之命是从。

曾国藩固守原则,李鸿章则看重权变。19世纪70年代初,天津发生捣毁教堂、杀害洋人的教案,曾国藩受命处理。曾国藩经过仔细调查,发现所谓洋人教士杀婴儿的事,纯属谣传,在谈判中,他先是向洋人道歉,并当即决定将天津道、天津府、天津县的官员全部撤换。洋人不同意,非要将这些官员杀了抵命。几经协商,达成协议:判死刑20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并流放黑龙江,支付赔款49万两白银,并派政府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协议一出,国内物议沸腾,有人甚至指责曾国藩是“卖国贼”。在此种情况下,朝廷只得命令李鸿章复查“天津教案”。李鸿章一接手,立即表现出了与乃师全然不同的做事风格。他一面与洋人讨价还价,一面暗地里与俄国沟通,因为俄国只要赔偿“经济损失”,不要求人命相抵。李鸿章趁机改动判决,将原来的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刑,又令丁日昌从监狱里找来16名死刑犯杀了,忽悠外国人说已经行刑完毕。那些流放的官员,在避过风头之后,李鸿章又将他们一一招了回来。

李鸿章只学老师的“术”,无视其“道”,并非学不到,而是不想学。曾国藩来自交通极不发达的湖南中部乡下,他的价值观是儒生的;李鸿章来自自古以经商着名的安徽,其价值观是商人的。前者讲精神坚守、讲诚信、讲名誉,后者讲物质利益、讲计谋、讲机变。在正常时代,道可以战胜术;在晚清那种非正常的时代,术往往打败道。

从曾国藩与李鸿章身上,我们不难看出一个时代流变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