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又像往日一样开始了，就是说令人不愉快。飞扬的水泥灰尘，以及马路上的各种嘈杂，像洪水一样涌进这座老式的二层小楼，如果关上朝阳的木窗，二楼房间的光线会立刻变得很暗，白天也要开两盏日光灯，如果打开窗户，即使一天擦三次桌子，抹布也是黑的。
但“常坤的家”总是要开门的，建材市场里，竟然有这样一个免费阅读和上网的青年活动中心。28岁的常坤梦想把这里建成一个类似于美国青年活动中心的地方，“我想让我周围的邻居和父老乡亲、年轻学生都认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大，多么广阔……”在临泉县，这算是一件奇事!
从安徽阜阳出发，或者从郑州出发，到临泉县都不算远，这座拥有213万人口的大陆第一人口大县，和当下中国很多大兴土木的县级城市相似，路边是林立的吊车，遍布正在兴建或者已经开始出售的楼盘。
像很多县城一样，临泉原来属于乡村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了城市的中心。“常坤的家”青年活动中心所在的城关镇光明社区就有近10万人口，附近有很多学校，有很多打工和做小生意的人，但没有公园，没有公共图书馆，没有什么公共娱乐场所。青年活动中心门前仅有的一小片绿地刚刚开发，也被房地产的建设湮没了。
“好好学习上大学，离开这个地方，到大城市去，是许多孩子的梦想，我曾经也是，”常坤选择在临泉建立青年活动中心，似乎是自讨苦吃，“可这里是我的家乡。”
临泉县建材市场附近，集中了临泉县田家炳实验中学、师范中学等5所中学。2010年5月4日，“常坤的家”青年活动中
心就在建材市场里安静地开门了。
28岁的常坤，曾在新疆师范大学学习法律，现在北京从事有关艾滋病的公益工作。两年前，他曾在美国做访问学者，自由宽容、平等交流的文化、美国城市社区的构建和青年服务都深深地触动了他，“美国很自由，人很有尊严。越是这些强烈的感觉，越是促使我回家。”从那时起，常坤有了一个“公民权利教育，从家乡开始”的想法，“我希望首先改变生我养我的地方，做一些我家乡社区建设的工作。”
挂好牌子开门那天，正好是五四青年节，提起来，常坤忍不住就笑：“那天临泉县下着瓢泼大雨，除了提前约好的妹妹的20多名同学，没有别人来。”
创办之初，常坤在博客中记录：“来青年活动中心的还是周围学校的学生多，社区的人借阅不足十分之一。很多学生很腼腆，都是结伴来，就那样还不敢进门，借书的时候，和他们一说话，都脸红，沉默，特别是女生，感觉不是21世纪。”
但很快，7月25日，在收到一份由这些年轻人提出的想要借阅的书单之后，常坤震惊了，“不是我们不热爱阅读和学习，而是我们的环境实在太恶劣。”在这份列有78本书的列表中，分别有：《纯粹理性批判》、《西方哲学史》、《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人性论》、《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悲惨世界》、《平凡的世界》、《复活》……由此，常坤对青年活动中心更充满了信心。
因为书是免费借阅的，电脑是免费使用的，法律咨询是免费的……一位后来成为青年活动中心成员的年轻人在给常坤的电子邮件中说：“其实在最初结识青年活动中心的时候，我认为您只是在作秀。请原谅我最初的怀疑，毕竟大家都知道‘人往高处走’这个道理……我脑袋里的第一反应就是：骗人!”2010年6月的一天，牌子上的“免费”让路过的师范中学高二学生杨玉田满心怀疑，“天上掉馅饼，骗人的吧!”但他还是顺着二楼狭窄的楼梯走上去，打算看一看。常坤和妹妹常俊在，杨玉田犹犹豫豫，终于说“我可以进来吗?”
在复印了身份证、留了电话号码之后，真的就可以免费借书了，不需要任何押金，只需要写一篇作文交在这里。杨玉田借了《莎士比亚戏剧集》，之后又陆续借阅了《预知社会》、《中国人的思维批判》、《20世纪中国思想史》……他并不能全部看懂，却“模模糊糊觉得有意思，如果人的大脑能在自由的状态下独立思考，好似有很特别的感觉”。
书籍的确是常坤挑选的，2000多册图书中，有经济学家周其仁的《中国做了什么》、吴思的《血酬定律》、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鲁迅文集》……鲁迅笔下的话依然振聋发聩：“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书几乎是全新的，其中有少量很难再买到的旧书，比如常坤自己珍藏的《储安平文集》上下卷和储安平的一本传记，他说：“在他们那个年纪，我很想看书，但我没有能力。储安平对我影响很大，希望这些书都能引导学生自己独立思考。”
后来杨玉田向同学推荐青年活动中心，“开始都不相信!”之后，杨玉田逐渐成为青年活动中心的志愿者。“能免费在这里看书，本来心里就有点愧疚一样，我就帮忙整理一下书，打扫卫生。”
青年活动中心的新成员会被要求写一篇作文，命题作文中有《我爱家乡》、《我理想的中国县城》、《我想生活的社区》，或对历史文化、公益卫生、妇女权利、对环境状况的认识……常坤有意引导年轻人关注自己生活的地方。
“美国人真的很热爱自己的家园，他们先关心自己的家、自己的社区，关心自己生活的环境，然后才是自己的州和国家。”常坤说，青年活动中心现在有了8个志愿者，“以前他们从来没有这个概念。你要给他们讲什么是志愿者，如何参与。”
“常坤的家”是常坤办起来的，但实际上几乎是众多亲人支撑的——房子是爷爷常新礼免费借用的，饮水机也是爷爷给的，墙是母亲拿着滚子粉刷的。书架和钢筋楼梯是父亲常应风自己焊的，现在，更多新到的书籍堆放在地上，常应凤又要做新书架——加上买复印机的4000块，他已经陆续投了1万多块钱了。“常坤的家”，大部分时间里只有17岁的妹妹常俊，因为身体原因辍学后，她一直义务做这里的管理员。
常坤在北京所做的有关艾滋病的公益工作工资并不高，生活也不宽裕，有时候，父母还要悄悄塞钱给他，“说多少回了，让他好好找个正式工作，或者做个生意，好好挣钱过日子，没有用。”父亲常应凤叹气。
除了亲人的帮助，来自私人的捐助是很少的。2010年7月初，常坤在青年活动中心放了一个募款箱，到8月25日，共有33块5毛钱。9月5日，常坤惊喜了一下——箱子里多了一张5元钱。尽管活动中心门外挂着两平方米的宣传牌子，但当问起。常坤的家”、“免费阅读”，一路相隔的小店老板也只是茫然地摇头：“没听过呀!”
这些似乎还都不是让常坤唉声叹气的理由，“遗憾的是，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进行法律咨询。”甚至，在席卷而来的房地产开发浪潮中，爷爷的房子很可能被扒掉，青年活动中心也很可能被关闭。而那些少年纯净的眼睛，期待的眼神，羞涩纯真的笑容，有关这个世界有多么广阔的惊叹，都不容许常坤就此放弃。
活动中心曾计划买一个40英寸的液晶电视，为年轻人免费放电视电影，常坤在博客上写：“请考虑支持我们……”在没有安装空调之前，这也是一个近乎奢侈的想法。
最近，一个没有留下姓名的人为此通过支付宝账号汇来了150元钱，除了接收到捐助的图书，这已经是“常坤的家”收到的最大一笔私人捐助了。不过，常坤还是期望着：“什么时候，我们给年轻人放电影，放纪录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