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人对我说，现在的街头充斥着“坏孩子”。
什么样的“坏孩子”？
老人回答：“你看，他们的头发红的红，绿的绿；衣服不好好穿，打着补丁，后来竟连肚脐和小屁股都露出来了！”
我不由乐了：这是时尚。老人有点明白，可她的表情还是不容易接受。
时尚有点坏，这是一个老人的感受。她从过去走来，而且现在还深受某种传统观念的影响，所以她感到一种陌生的怪异和不安，排斥眼前流行的“扎眼”的时尚。其实，不单老人这样想，在某种时尚显身之初，多数人都会这样想，而且常常是：时尚不是有点坏，而是太坏了。
在过去，穿裤子曾经是欧美国家男性的权利，女性如果胆敢穿裤子，还招摇过市，等待她的将是警察的拘捕，因为穿裤子的女人看起来属于“坏女人”。当时，女性只能穿束腰胸衣及撑裙。而这样容易导致女性的骨盆变形，有死于难产的危险，由此可见有时候固守传统比当“坏孩子”还要糟糕。
终于在150多年前，一个名叫艾米丽亚·简克斯的女性设计出了一款适合女性穿着的裤子，该款裤子具有土耳其风味，可谓时尚前卫。但没有第二个人敢穿着这样的裤子上街，简克斯被社会各界谩骂为下流放荡、伤风败俗的女巫。直到1932年，美国影星玛莲·笛特瑞还因穿着长裤在巴黎街头行走，以“有伤风化”罪被抓到警察局。连以时尚著称的巴黎尚且如此，其他城市岂不要对裤子赶尽杀绝，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让裤子问题迎刃而解，女性在残酷的战争中只有穿着裤子工作才方便，伪君子、卫道士们终于叹息一声，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经历坎坷的裤子。裤子于是风靡世界，成为一种永远的时尚，再也没有人认为它反叛和边缘。
时尚的裤子在我国出现的时候，也曾经被看做是“坏东西”。我们打开了国门，西方的时尚逐渐涌入。当时最“扎眼”的大概就是一种形如喇叭的裤子，人们称做“喇叭裤”。这种裤子在西方已经流行了近十年，成为时尚的尾巴，但在国内却惊世骇俗，谁穿着这样的裤子游走街头，轻则人们觉得他在瞎胡闹，重则人们为之恐慌不已，皮里阳秋他是流氓阿飞。不少机关单位、厂矿学校都有不准穿奇装异服的内部规定，“喇叭裤”自然是奇装异服，穿奇装异服的家伙自然是轻浮怪异的员工、“坏孩子”，非被扫地出门不可。
在当时，“坏孩子”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是怎样不让人们再说他们是痞子和危险人物的？是怎样让曾经的“坏东西”华丽转身，引领了更“雷”的时尚潮流的？我无法听到这方面的口述，也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然而我知道，“喇叭裤”冲击了国内的服饰文化，它使我们开始采用A字服装廓形，使中国人的身高标准提高了10厘米左右，无数的“坏孩子”开始崇尚西方人的体形，它甚至影响到年轻人的择偶观，越是比自己高的越想追。
“喇叭裤”之后，筒裤、萝卜裤、老板裤等鱼贯而出，直到出现让有的老人永远看不惯、想不通的低腰裤、丁字裤。在上世纪90年代末，“喇叭裤”卷土重来，刮了一阵怀旧复古风，人们早已见怪不怪了。似乎总是国外的时尚“坏”得比我们的早，比我们的彻底，我们的“坏孩子”对于人家的“坏孩子”来说是小巫见大巫，多少有些温良谦恭。
有时候想想，“坏孩子”们倒是很可爱，又可敬的，在创造和引领时尚、改变和创新生活方式方面，他们简直可以媲美最先吃螃蟹者。既然时尚初现总是显得有点坏，好人是不会去尝试冒险的，只有这些与众不同、“胆大包天”的“坏孩子”才能够破冰而走，惊艳一舞，担当所有世俗的骂名，经受所有匪夷所思的考验，终于成为时尚的先驱和行动者，无意中将人们带到更开阔更宽容的天地。
我在学校当好学生时，同样看不惯那些不好好穿衣服的“坏孩子”。老师们也总爱说：漂亮女生一般学习都不怎么样，在臭美方面倒是很在行。这难道不是一种傲慢的偏见吗？有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被自己扭曲和染色的符号而已，我们忽略了符号背后的那个同样美好和正常的孩子，只是他们比我们更勇敢，更早接受了美的诱惑，在同一个圆心处走出了更长更特别的半径。
我的一个高中女同学在学校里第一个染头发，穿“臭美”的裙子，戴黑框眼镜，不断地颠覆父母给她的淑女形象。有一次，她居然弄了一副夸张的假睫毛，看起来既惊人又迷人。老师叹了一声：“学坏容易学好难。”后来，我和她有了深入的接触，吃惊地发现她的内心竟比谁都传统，她只是美得最勇敢的“乖乖女”，大家只看到了“坏孩子”可恨的一面，却看不见她可爱的一面。
当然，时尚“坏孩子”更多的是非传统，他们的生命力在于颠覆旧传统，创造新风尚，“坏”得特立独行，“坏”得接近荒诞，“坏”得多元而绝不重复。时尚有点坏，那是时尚的创造总是充满与众不同、轻易不被传统接受的“坏创意”，人们总是认为它哗众取宠，却不知它常常在后来成了更自由的经典，“坏孩子”由于这一点而不失可爱、可敬。
40多年前，在巴黎郊区的一个小镇，一个7岁的男孩在电视中看到姑娘们穿着镂空的、嵌着羽毛的时装，他一下子被迷住了。在无聊的课堂上，他情不自禁画了一个小屁屁上粘满羽毛、穿着网眼服、戴着仿钻首饰的女孩。这个“坏孩子”的杰作让老师大为震怒，老师把画贴到他的背上，让他到各个教室示众一番。然而这样的惩罚并没有让这个“坏孩子”蒙羞并悔改—“坏孩子”都具有超强的抗挫力，反而让他意识到自己在时装设计方面的天赋和勇气。“坏孩子”长大成人后果真成了时装设计大师，他就是让·保罗·戈尔捷（Jean-PaulGaultier）。
“坏孩子”其实最没有野心，除了想当一名时装设计师外，戈尔捷也不想再当什么。他的第一组女装竟是用垃圾袋做的，如果不是环保越来越重要，很多人会觉得这有点坏，而不会承认他多么有创意，多么丰富优雅。“坏孩子”不是在制造混乱，而是率先走向多元，他的创造力常常非常惊人。当戈尔捷听说皮尔·卡丹设计了100个时装样式时，他就要设计出120个。戈尔捷说：“如果他没有幽默感就算不上天才，因为幽默表示你看透了一切。当我们看到星星时已经是在120亿光年之后，有些在十亿年前就已经不存在了，这说明什么都不必较真，什么都不存在，唯一真正存在的，就是现在发生在你我之间的共鸣。所以一切到头来都非常简单，就是爱和游戏。”
在“坏孩子”眼里，时尚何尝不是一种简单有趣的游戏。“世界上没有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如何创新才是所有问题的关键。”当然，人们常常将创新理解为标新立异。也许，时尚在流行之前总是充满了游戏人生的“坏主意”，再加上“坏孩子”的身体力行，我们难免对时尚有些偏见，不知道究竟是时尚带坏了孩子，还是坏孩子带坏了时尚。
当设计师戈尔捷将裙子穿于长裤之外，内衣当做外衣穿，拿薄纱做成棉花糖般的衣服；当薇薇安·维斯特伍德设计时装总是极力地强调胸部和臀部，低低的胸配大大的领子，臀部故意用东西垫高，同样把内衣当外衣穿，甚至将文胸穿在外衣外面，你才会了解这才是正宗、纯粹、最厉害彪悍的“坏孩子”，我们的“坏孩子”只是他们的小学生。
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常常是越“坏”的东西也越流行，对“坏孩子”越宽容的地方也越容易出时尚大师，越有可能成为时尚的风暴中心，“坏”里面也孕育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