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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加班,多少年轻的生命能hold住

2011年11月中旬,参加工作才5个月的林海韬心脏衰竭,年轻的生命画上令人惋惜的句号。尽管其所供职的百度在线技术有限公司(下称百度公司)对他的死亡“表示遗憾”,却同时否认“过劳死”的说法。

不过,连日来,林海韬生前发出的“快48小时没睡了”的微博再次引来网友对白领过劳的讨论,以高强度劳动换取高收入而产生的“亚健康”工作生活方式越来越为人诟病。

究竟,是什么推动着一个庞大的群体在透支生命?

“快48小时没睡了”

林海韬是珠海人,2011年6月,他从中山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信息安全专业毕业,随后成为百度公司的一名员工,负责技术研发。

11月初,林海韬向公司请假,前往上海,准备参加11月12日~14日举办的独立游戏开发者大会。11月12日20时42分,他发了一条微博,“迷路多走了几公里,累死了终于回到旅店”。11月14日上午,同行的朋友喊林海韬起床时,发现他已经停止呼吸。据媒体报道,林海韬的死因初步诊断为突发性心脏衰竭猝死。

在林海韬的微博里,有许多表达自己劳累困顿且大多在凌晨时分发出的文字,如“今天特别困”、“天天吃方便面”、“今晚太困了”、“快48小时没睡了”等。

“你继续往前走,一直向西,不要回头,我们会在另一个地方相会。”这则悼念林海韬的微博在中大学生之间疯狂转发。1800多次转发、2500多条评论,林海韬的同学、朋友用微博吊唁时都表示无法接受他的突然离去。

百度公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林海韬“并非在工作时间死亡,这次休假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一些编程聚会”,“对于他的死,我们也感到很遗憾”。该负责人还介绍,林海韬担任的是技术研发工作,为了激发创造力,公司很少加班,因为“加班的方式,疲劳作战,根本创造不出好的东西”。

林海韬的一些同事也表示,他是一个喜欢代码的人,生命的一半时间都是自愿献给编程的,并非被公司逼迫加班。

但在一些网友看来,虽然林海韬本身爱好编程、游戏开发,但竞争形势下自身向上的压力却成了一个无休无止的“推手”,推着他不断地向前,哪怕通宵达旦。

他的一位高中同学认为,林海韬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开朗,跟平常人没什么两样”。虽然难以归咎于表面意义的“过劳死”,但长期的压力导致的疲劳应该是一个重大的诱因。

据悉,事后,林海韬的父母曾到百度公司参观了儿子的工位。公司也在努力对其家人进行意外理赔,并给出了抚恤金,还在内网发文缅怀,同时提醒员工注意身体。

“40岁以前用命换钱”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年轻生命的终结?目前对林海韬的死因还在进一步调查。

但“快48小时没睡了”,已让很多人难以理解,他们认为林海韬在“不明不白地献出自己的青春和家人的希望”。

同时,一场关于白领“生存大挑战”的讨论也于近日再次被引发。

“这在外企实在不算特殊,有时甚至可能连续20小时对着电脑。”2004年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硕士毕业就加入普华永道的Jessica(化名)对包括林海韬在内的一些近年来年轻生命的凋零看得比较平淡,“因为要生存,就必须习惯这样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如果适应不了,就得马上走。”所以她在2009年的时候跳槽到一家稍微轻松一些的美资银行,为自己的健康找一份“保单”。

事实上,不仅包括普华永道在内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华为、中兴等民企,还有大部分4A广告公司、公关公司、媒体都存在着“疯狂加班”的现象。

“白领入门的第一课,就是学加班。”2010年7月毕业进入上海一家外资公关公司工作的小马说,她入职以来,有近80%的工作日在加班,平均每天工作约12个小时。“刚出差回来,一下火车就得赶回公司加班。连熬几个通宵是常事。”

“我们是新人,什么都想做到最好,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然后才有可能慢慢地脱离苦海。”小马说,所以很多人都是拼了命地工作,“不是我特别想上进,而是我不这样,就会被淘汰”。

加班不是“新人的专利”。在广州做了6年广告策划的邱小姐说:“我们早把加班当成家常便饭了。叫苦也是徒劳,就算跳槽,同行基本上都是要加班的,除非是辞职做家庭主妇。”

越来越多的精英,一头扎进了加班的“泥潭”,不断挑战生理和心理极限。

“现在广州城郊的房子都要近2万元一平方米,我拼了命工作不吃不喝,每个月都赚不到一平方米的收入,什么时候是尽头?大家都是这样玩命的,我能怎样?”从粤东农村考上大学的小陈目前供职于一国有企业,负责初始编程工作,工作一年多以来每天平均睡眠时间约6小时,他从来不跟家里人说自己的辛苦,只是希望能早日出类拔萃“做到中层”,拿较高固定收入,“40岁以前用命换钱,40岁以后用钱换命”。

人力是否成了可牺牲成本

记者调查发现,在大部分以高强度工作换取高收入的公司里,职位不同的员工在薪酬上的差距很大,而且年轻人居多。“熬不到的人就会选择离开,所以更加加强了每个人在固定的时间内必须‘高人一等’的迫切性。”Jessica说。

比如在普华永道,最累的人是进公司两三年左右的员工;而做到5年以上,升到经理级别的员工会好一点。“新员工每年会涨一次薪,涨薪幅度在30%~40%;而升任高级审计员、合伙人后,则会成倍增长,年薪达几十万元。”2009年入职普华永道的李杨(化名)说,第一年跳槽的员工最多,因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公司是干什么的,只是觉得待遇不错,就盲目地进去了。进去后不适应,于是退出;5年以后,又会大规模跳槽一批,因为大部分人升不了经理。

“很多外企就是深谙此道,他们落地本土的人力成本核算并不高。”广东农资行业的一位国企财务主管说,“本来在他们那里工作,个人提升空间比在国内的企业工作还大,比如大致一个年限可以做到一个级别,再长远一点又可以更高一点,但问题是,没多少人能有这么好的体力坚持那么多年。所以年轻人老了,走了,迎来的是另一拨新鲜的年轻人。”

据了解,“高频换血”已经不为部分外资企业所独有,不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被“加班文化”影响,有意识地提高淘汰率,靠高频的“换血”维持高增长。

“正是因为如此,很多公司都有意无意地把人力计算为可牺牲成本。”不少法律界人士认为,没有加班费,斥责下班后手机关机的员工,重视和鼓励加班员工等,成为常态。很多人也因此变成“上班拼命,下班睡觉”的工作机器,最终引发了个体身心健康、家庭社会缺乏沟通等一系列的问题。

目前,在我国的劳动保障范畴内,尚不存在“过劳死”的概念,“过劳死”无法获得相应的赔偿。而对于更多的“过劳而不死”的加班族来说,“劳动法”虽然规定了每周5天和每天8小时工作制,但对限制超时加班问题,一直缺乏可操作的具体条文。

“整个社会对人的劳动力成本的尊重,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都要上升到较高层面。”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陈曦律师说,首先要从法律法规上对加班行为予以细致规范,要让企业明白变相激励加班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其次,劳动监察部门应多宣传,多主动介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