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越来越懂得珍惜生命，而且越来越知道生命的价值，这是时代的大进步。
“贪生”、“惜命”，曾是传统性的贬义词，与临危怕死、苟且偷生的意思相近。在旧时百年前、千年前，甚而数千年前，人的生命是很廉价的、很脆弱的。任何一种外来灾难，如战乱、饥荒、瘟疫、愁苦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夺去人的生命。草芥般的兵卒、平民自不必说了，都可以成堆成堆地死去，或十几岁、二十几岁就早早死去。即使“名人”，长寿者也不多。李白算是个长寿的，也只活了61岁。杜甫活了58岁，王昌龄活了59岁，柳宗元活了46岁，韩愈活了56岁，李商隐活了46岁。在那样的年代，上述人已不算短寿。处在饥寒中的百姓，孩子生下来就饿死或后来早夭的都不计其数。女人一生中生了七八个孩子，最后仅存一二的很普遍。那时，有一种由于特殊原因而忘记“贪生”、“惜命”的人。这就是一心只为正义而奋斗、为革命而随时准备牺牲的人。古时搞起义，近代搞革命，包括红军长征、解放战争，艰苦、牺牲是时时遇到的事，谁有多余兴趣去研究“生存质量”或“长寿学”？
明末抗清英雄夏完淳殉难时只有17岁；近代民主革命家、写了著名的《革命军》的邹容，死时才20岁。革命音乐家冼星海写了那样激荡人心的革命歌曲，40岁便英年早逝了。那样的人，都是舍生忘死者。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生命的珍爱越来越重视，这是大好事。人们有一点贪生欲望，有较强的惜命意识，随之将保健、养生、长寿提到更高的地位，非但不应责备、嘲笑，而且应该倍加尊重。
为了养生，为了长命，关键的问题倒是应该越发明智，懂得如何养生、长命。
说来说去，对于养生、长命，不要过分地“贪”，不要“惜”得太极端。
过分地贪生、惜命，往往首先注进了过量的自私意识、病态心理，甚而违背科学规律。
例如有的贪生者整日里全部心思就是去想自己的私事—如怎样提高自己的自保能力、饮食质量、享乐水平，此外什么有关益世益人的事都不做，都嫌累、都觉得赔本。其实，自私的心理和行为都有阴暗性，是精神上、心理上的不健康。“神”之不畅达、不松爽，“心”之不清正、不纯净，光是贪生又岂能“生”得甜蜜蜜、乐悠悠？古语曰“仁者寿”，没有仁心的人大多陷入另一种“偷生”，活不顺也活不美。
惜命惜到神经过敏、惴惴不安，也颇愚蠢。有的人，过分讲求对自己的“科学喂养”、“科学祈福”。诸如：吃东西之前先读上十分钟营养学；饮水之前必先用十分钟检测水质或各种饮料的化学成分；穿衣服时必先摸一番，嗅一番，照镜一番，生怕有一点“不妥”；与人握手、同坐、闲谈时，也保持一定距离，事后洗三次手，或以手帕掩鼻，怕的是传染。这样的“惜命”，首先就说明他的精神十分脆弱，不具有起码的抵抗力，或是真的有病。
我们提倡高品位的惜命，即珍惜每人只有一次的生命，并力求生命演示得有热量、有光耀、有色彩。总之，要使生命多些“正价值”而少些“负价值”。什么是真正生动、真正有光有热、真正有价值的生命？我看头一条就是要做到“忘”，即忘掉种种多余而无用的东西，如忘名、忘利、忘仇、忘怨，以及忘老，忘死等等。忘老的人不容易老，忘死的人往往离死更加远些。自然，追求健康，就要遵循关于健康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