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道院大广场附近一眼望过去全都是古老的房子，我拖着箱子过街有时心惊肉跳的，因为箱子下的小轮子在卵石路面上会发出震天动地的响声，好像坦克开过去一般。1968年后，坦克在布拉格真不是个好词。
我始终喜欢住在小城区，因为那里街上有种东欧国家日常的古老气氛，因为靠近大学，又有许多年轻的面孔、苗条的身材，和波希米亚年轻人以另类浪漫为马首的倔强劲，因此布拉格的小城区有种既自由又古老的气氛，令人非常舒服。
那天下午，阳光灿烂，我路过马耳他骑士团的院子，看见百合花似的圣约翰徽章在骑士团教堂的大铁门上闪闪发光。接着路过大广场，路过一扇顶楼大敞着的窗子，有人正在练习小提琴，路过浓荫中的列侬墙，回家。
在哪里住下了，哪怕只住一星期，那里在我心里，也叫家。日后说起来，那里也有我的床。
我住在一栋老房子顶楼的一套公寓里，旅馆将老房子本来很大的公寓分割小了，租给客人住。老房子的门又是那种厚重高大的木头门，得将全身都靠上去才能推开它——和当年住在翡冷翠民族大街上的那个旅馆时一样。
说起来，我比年轻时有钱了，但仍旧喜欢住在民居里。我想自己始终是喜欢那种在别人家日常生活中感受自己既贴切又疏离的气氛，就是那种一滴花生油漂浮在热汤表面的样子。要是我住在那样的房子里，就喜欢白天仍旧待在房间里。
阳光灿烂的午后，周围静悄悄的。楼梯间里荡漾着一股热乎乎的咖啡气味，我想是哪个午后昏昏欲睡的人煮的吧。
公共天台就在我房间外面，有人在花盆里种了不少玫瑰，突然就让我想起一张1968年拍摄于布拉格大街上的照片，奋不顾身的布拉格姑娘将一朵玫瑰插进苏联兵的枪筒里。苏联入侵布拉格，捷克人愤怒却只能向他们的坦克扔手绢，在波希米亚，这是古老的决斗战书。不过没人理会那些扔在坦克前面的手绢。
阳光灿烂，玫瑰花散发着这一年最后的芬芳。布拉格这个城市给我非常奇异的感受，浪漫而爽朗，百折不挠的倔强，和紧紧相随的厄运，这一切对我来说，有种从根里出来的熟悉。
谁家在听一个女声唱的《嘿，裘德》，比起英国的披头士，这个声音更结实。那是一个叫玛尔塔的女歌手唱的，年轻时的她，长着倔强而性感的嘴唇，她总是紧紧抿着它。老年时代再见她，她再唱起捷克版的《嘿，裘德》，就是这样长驱直入的声音。
直到今日，布拉格还是处处能听到翻唱的《嘿，裘德》，“愿上帝惩罚我，我没有如你这样引吭高歌的勇气”。在卡夫卡出生的房子旁边，一个古老的巴洛克教堂里，在音乐会上有人用大提琴和小提琴演奏它的曲调；瓦萨拉夫广场上的星巴克咖啡馆里，在人声鼎沸的晚上播放着它；还有现在，在天台楼下的一户人家的客厅里，也许正是那个昏昏欲睡的煮咖啡的人将唱片放在转盘上的。在一个晴朗的秋天午后，他心中突然怀想起了许多往事。
当年整个捷克禁售这支歌的唱片。玛尔塔只能去工厂糊纸口袋为生。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我站在玫瑰花旁边，一直把这支歌听完。“人生美丽，人生也残酷，人生玩弄我们，但不要悲伤。”
我的窗子高高在上，能看到古老的街道和房屋，红色的瓦顶，黄色的外墙，影影绰绰，是骑士团医学院院落里高大的树木，以及那面画满各种与披头士有关的符号、肖像的高墙。有人写着爱与和平，有人写着世界美丽，有人抄写了保罗和列侬写的歌词，有人将自己的爱情宣言写在上面。那些美丽的人形和浓烈的颜色，在树叶中闪烁的阳光里闪现，那是一种强烈的自由感，以及青春热血奔涌的感觉，好像要流鼻血。
我房间被装饰得非常现代，极简，一屋子灰色、黑色和白色，浴室里的龙头全是方的。要不是打开门走进来，绝想不到这是巴洛克时代的房子，也绝想不到室内没有一件与捷克风格相关的家具，就是那种上世纪60年代的清水蜡克的木家具，向外倾斜的直木，椅子上包着深红的人造革。在上世纪70年代它曾辗转成为上海的时髦。它曾像向诺亚方舟飞去的鸽子一样，向禁锢之地传达了春的消息。
也许我为自己无法在布拉格使用那样的捷克家具失望吧，于是我喜欢直接坐在窗台上。
哗哗的水声来自围绕着修道院广场的一条小溪，叫小鬼之溪，汩汩的水声之上，是年轻人挂了好多爱情锁的同心桥，大家都把钥匙直接丢到小鬼之溪里去。这样能保卫自己的爱情吗？在我看来，在天真和执念中，简直有了哀伤。
那小溪流的声音到夜深会变得很响，就像小鬼在放声高歌，充满兴高采烈的恶意。
有个人像测量街道一样，一五一十，耐心十足地将那堵五彩斑斓的墙拍摄下来，有个人哗啦啦地扫着街上的落叶，有个人在花园的大树下脱得赤条条的，抓紧时间晒太阳。他一定不知道有人在某扇窗后看着他，他爬起来，到小藤条桌上放着的老式唱机前去换唱片，一张黑胶唱片。不晓得他是否也在听《嘿，裘德》。布拉格是我见到过的最爱披头士的城市，甚至比利物浦更爱，爱得没道理，却那么一见钟情，永志不忘。
人生有时戏弄我们，但不要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