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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才与用才

“时势造英雄,英雄亦能造时势”,但历史上能“造时势者”实属少数,更多的时候,我们读到的是一些比较哀怨的声音。左思有“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的慨叹,王勃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感慨,苏轼更是以“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自喻,他们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翻开历史,如冯唐、李广身负雄才,却难遂志愿者,车载斗量,正如古人所言,“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汉文帝之时,外有匈奴侵掠边境,内有诸侯王蠢蠢欲动,加之天下初定,百废待举,正当多事之秋、用人之际。贾谊胸怀治国大略,国事应答如流,可谓满腹才华,生逢其时。然而文帝受谗言蛊惑,逐渐疏远贾谊,竟将其贬谪长沙。

李商隐独辟蹊径,选取贾谊自长沙被召回时的一幕场景,写了发人深省的《贾生》一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汉文帝举行祭祀完毕,与贾谊谈至深夜,但不是垂询治国安民之道,而是穷究鬼神之本源。李商隐《贾生》一诗,表面是慨叹贾谊不遇其主的不幸,实际却是在讽刺文帝不任贤才的愚蠢与可悲。

贾谊最后抑郁而亡。他生在国家忧患之际,本当竭力为国远虑,可惜到最后也实现不了理想抱负。汨罗江畔,贾谊表面吊屈子,内心又何尝不是饱含对文帝的失望?所以,一时代有一时代之任务,一时代有一时代之人才,但相比生逢其时,还需生逢其人。

读到此处,想到了春秋时百里奚的遭遇。百里奚出游列国求仕,历经宋、齐不用,身为虞大夫而虞国亡,后来在秦国主政,却促进了秦国的崛起。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何也?“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也。”司马迁一席话道出其中奥妙,人才不仅在于发现,还在于使用,而用与不用又恰在于用人者之明与不明。倘若不量材而用,视宝玉为瓦砾,人才与庸才又有什么区别?

当然,天下人才无数,而赏识者因时间、精力乃至视野所限,并非能识遍所有人才。因此,生逢其时的有才之士,不应去学姜太公钓于隐溪,而应有勇气展露才华,甚至毛遂自荐。

韩信有大将之才,跟随项梁无所知名,后跟随项羽,“数以策干项羽”,积极进言献策,亦不被采用,官职仅为郎中。后来跟随汉王,多次主动与萧何交谈,始有“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美谈,并获得萧何力荐。默默无闻的韩信能担任大将军之职,虽离不开萧何知人的才略,离不开汉王善任的胆识,但更离不开毛遂自荐的自信和审时度势的智慧。倘若韩信一意消沉,自己不努力争取,今天世上怕就没有几个人知道还有韩信这个将才了。

以上几人,百里奚、韩信终能施展才华,贾谊却只有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慨叹,最终身死人灭。同样是生逢其时,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遭遇。这里既有伯乐是否赏识的偶然性,又有自身审时度势的能动性。只有二者兼备者,才有可能得到实现人生理想的机会。

我们身处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我们身边也不缺乏各种各样优秀的人才。要想致力于国家的建设,实现人生的理想抱负,不仅需要有虚怀若谷、求才若渴的“伯乐”,更需要有勇于担当、积极向上的“千里马”。只有这两者能够紧密结合,才有可能做出一番事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