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站得笔直，眨着一双黑色的眼睛，7岁男孩斌斌站在开学典礼的主席台上进行自己人生的第一次演讲。
他磕磕巴巴地告诉台下的人们：“我会勇敢地做一个阳光好少年。”
可是那双看起来明亮的眸子，并不能看到初升的太阳洒在他身上的阳光，看不到站在台下和他一样紧张的母亲，也看不到自己穿的白色T恤和深蓝色的牛仔裤。
一年之前，这个爱笑的山西男孩被人拐走并挖掉了双眼。随后，他受资助在深圳成功接受义眼移植。一个月前，一家人来到武汉定居，斌斌被安排就读于武汉市盲童学校，并将在这里度过未来的12年生活。
“我的眼睛漂亮吗？”“漂亮”
一年前的伤害事件发生后，斌斌还拉着别人的手问：“什么时候会下雪？”如今雪的样子和颜色，只能珍藏在他的记忆里。“那是冬天的颜色。”他说，“秋天是黄色的。”
他不知道刚过秋分的武汉依然郁郁葱葱，校园里的小花开得依然鲜艳。斌斌吃不惯武汉饭食里的辣，吃不惯这里的米饭，也不喜欢南方的潮湿空气，但他却说很喜欢这个城市，因为山西汾西县老家是个“伤心地”。
去年8月24日，斌斌被一个女人挖去双眼，两颗眼珠被丢弃在案发现场附近。后来，当地警方认定，犯罪嫌疑人是他的伯母。
如今，这个以“山西挖眼男孩”闻名全国的孩子一点也不愿意提起这段回忆。当大人们无意说起一年前的那场悲剧时，小斌斌会停下一切动作，绷紧了脸。
在深圳一家医院，将近两个小时的手术为小斌斌成功植入了为其量身定制的义眼，“眼睛看上去跟以前差不多”。但遗憾的是，斌斌依然不能看见。
在这个乐天知命的小男孩眼里，拥有一双新的“眼睛”已经足以让他开心了。当摘下绷带，斌斌第一个问妈妈：“我的眼睛漂亮吗？”妈妈说“漂亮”。他还不放心，一连拉着几个护士的手问：“我的眼睛漂亮吗？”
你不是想让我开心吗？我现在很开心啊
平日里，王文丽和丈夫从不提起一年前的伤害事件，斌斌也很默契地不提一字。只是当他感觉到妈妈不开心的时候，这个还不及父亲胸口高的小男孩，用一副大人的口气安慰妈妈：“过去的事情就别想了，你不是想让我开心吗？我现在很开心啊。”
父母一直没有放弃为小斌斌寻找光明。义眼不能让孩子观察这个世界，他们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为斌斌安上一副“电子眼”。
帮助斌斌“看”到世界的“电子眼”，包括一副装有摄像头的眼镜、一个像棒棒糖似的舌显示器以及一个如同遥控器般大小的控制器。
这是一套复杂的仪器。斌斌要把舌显示器含在嘴里，通过眼镜上的摄像头拍摄图像，然后图像信息转换为舌头可感觉到的电脉冲。电脉冲信号不断刺激舌头表面的神经，并将这种刺激传输到大脑，大脑再将这些刺痛感转化为图像。
经过数次训练，斌斌通过导盲仪可以分辨出方形或球形的物体，能大致辨别物体的数量。他能“看”到摆放在眼前的折叠椅——虽然在他眼中呈现出来的图像是一个“竖道”。他通过导盲仪看到的世界还是黑白的简单二维图片。
可惜的是，因为仪器太过昂贵，也易碎，提供该仪器的美国厂家只承诺等斌斌学会使用之后，才会赠送一套给斌斌。在武汉盲童学校，斌斌和其他盲人小孩一样学习和生活。
如果我们有仇恨，孩子心里也会跟着有仇恨
斌斌的班主任特意为这个学生争取到一次开学典礼演讲的机会。几分钟的演讲稿斌斌前后背了七八个小时，小家伙还一脸不情愿地觉得自己“太累了”，“老师是欺负他”。
学校校长李新民告诉记者：“我们不会对小斌斌进行特殊对待，和其他学生一视同仁。”这样，才能让他尽快“忘记以前的阴影”。
过去的事已经在斌斌的记忆里淡化了很多。性格、说话、脸上的笑，渐渐恢复到以前的样子，除了不再敢一个人晚上睡觉，也不敢一个人去厕所。
以前，斌斌的梦想是当一名警察，“可以抓坏人”。现在，他更想“成为一个博士”，因为当博士可以上班，上班可以挣钱，“挣钱可以养爸妈”。
王文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为一名音乐家，“像萧煌奇（一位盲人歌手）那样”。一次偶然的机会，这个曾对命运感到绝望的母亲，听到他的歌《你是我的眼》感动地眼里满含泪水。“我盼着有一天斌斌能和他姐姐同台演出。”她说，“或者能让斌斌和萧煌奇见上一面也好。”
她日复一日地照顾孩子的起居，陪孩子上学读书做作业，用棉棒帮斌斌清洗眼片，皱纹开始往这位年轻母亲的脸上爬。斌斌还记得妈妈的样子，“长头发，眼睛不太大，比我的眼睛大”。“妈妈喜欢笑，我更像妈妈，爱笑。”他说。
一次，姐姐问小斌斌，你能不能接受现在的生活。斌斌说：“能接受，就是妈妈不能接受。”
他渴望光明的原因很简单，“能看见的时候就可以帮妈妈多干点活儿了”。刚满7岁的他，自己穿衣服，取东西，上下楼，只要能自己做的，就坚持自己做。
在校长李新民眼中，小斌斌也是一名“纯粹的盲人”。“复明是基本不可能了。”他说，“但孩子还小，不会感到特别痛苦，他的过渡相对来说自然一些。”李新民顿了顿又道：“最痛苦的还是他的父母。”
但是他的父母并不能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有仇恨，孩子心里也会跟着有仇恨的，我们都希望他开开心心地成长。”王文丽说着，眼睛望向正在雨中和姐姐玩跳绳的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