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有15名学者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呼吁放开二胎政策，尽管舆情关切，但国家人口计生委并未松口。计生政策实行逾30年，中国亦深为老龄化社会之痛，这个泱泱大国人口政策的拐点是否已经到来？
拐点到了吗？
去年7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半年工作会议上，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王侠清晰地传递了一个信号，“我国仍将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这个根本不动摇”，“切实把稳定低生育水平这一首要任务抓紧抓好”。王侠的观点，被解读为，咬定青山不放松。
此前的4月10日，国务院公布了《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我国“十二五”期间将稳定低生育水平，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3。9亿人以内。这表明我国人口计生政策在5年内不会放宽，将会以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为主，适调、微调为辅。
与此相映照的是，早在1980年，党中央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出：30年以后，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30多年过去了，兑现承诺的时间节点到了，转型点到了吗？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的另一身份，是中国人口学会的常务副会长。该学会的会长，是国家人口计生委前任主任张维庆。
作为中国人口科学的学术带头人，翟振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与使该政策完善并不相悖，“第一，我觉得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会永远是一个样子的；第二，将来即使放开二胎，也叫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对第三胎也会有管理，所以，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和这个政策的完善、调整不矛盾，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仍然是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不动摇，但我们的‘双独’不是都逐步放开了吗？生育二胎的间隔不是逐步都取消了吗？这也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就不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了，这个过程就是一种逐渐完善的过程，二者并不对立。”
“二胎”能解决什么问题？
新加坡政府内阁资政李光耀在他的《出生率下降为发达国家敲响警钟》一文中说，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的人口是新加坡的两个最大隐忧。
在中国，人们的传统生育观念也因之改变。早在1997年国家计生委所作的一项调查就显示，城市和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已分别降至1。56和1。8。
不少专家早就指出，中国的人口政策发展到今日已到一个转型关口。人口专家的注意力几乎不约而同地放在了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这个议题上。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现行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突出。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人口素质下降等问题，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困扰中国。
一个担忧则来自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明显加快的趋势。据国家计生委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55亿，成为不折不扣的“银发社会”。今年4月间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中国老年人口将出现第一次增长高峰。二十世纪50年代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生人口相继进入老年，“十二五”期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年均增长800万以上，总量将突破2亿。
从2011年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中国早已经走上老龄化的快车道。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1。78亿人，占比13。26%，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据国际通用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已经处于老龄化社会。
但在学者翟振武看来，“假定放开了二胎政策，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老龄化的问题，只可以缓解一些老龄化的过程和速度，所以，靠多生孩子来解决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我觉得起的作用不大。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之策还是要建立完善的、广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这是根本。”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进入老龄化的同时也进入少子化阶段。据“六普”数据，目前中国0岁至14岁人口仅占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而根据人口学统计标准，一个社会0岁—14岁人口占比15%—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内为“超少子化”。少子化意味着未来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持续减少。
另一个担忧是，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持续升高，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已达117（即每出生100个女婴，相应平均有117个男婴），远远高于103—107的正常值。“这说明人口群体在性别比例上失去了调整的空间，按照婚龄差距在5岁之间测算，中国婚姻市场将有2000万—3000万男性面临婚姻压力，这无异于一个定时炸弹。”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曾不无忧虑地提醒记者。
对于靠放开二胎政策解决出生性别比的问题，翟振武则认为，那同样是杯水车薪，“放开二胎，会使得出生性别比有一定的缓解，但靠放开二胎去解决出生性别比的问题，这也是期望太高了，它的影响有限，把这作为解决性别比的根本之策，它承担不了这样的功能。”
谁会生“二胎”？
在老年人口急遽增加的同时，生育率也下降到低水平。但对于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到底是多少？业界一直争议颇大。
前述《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在这个关键数据的说法上略有微调，称“十一五”期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以下，2010年末总人口为13。41亿人。该规划也特别提到，“十二五”期间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开始呈现下降态势，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人口死亡率有所上升，在生育政策不变的条件下，人口增长的势头进一步减弱。
据联合国及各国人口学者的统计，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在1。4—1。5之间。而2。0左右的生育率则被人口专家认为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即人口增减的分水岭，他们据此认为，应放开二胎。
婚姻家庭专家徐安琪早在2004年年初所做的一项调查就发现，目前上海的青年男女中，教育程度高和经济收入高的“双高”人士，对生育第二个小孩的兴趣最大。
相比富人、名人生“备胎”，事业和生活压力已使得使许多普通市民不想生，甚至恐惧生。生育权利的不平等，被搁上台面，这亦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个艰难命题。
2012年8月2日，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官方微博称，“据初步统计，2012年上半年上海市户籍居民共依法办理再生育6504件，比去年同期增长14。91%。其中，‘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再生育2994件，比去年同期增长42。57%；办理数量位居各类依法再生育情况的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