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红包，是中国春节的传统之一。然而，如今这却成为不少年轻人的一大负担。近日，新京报记者调查了102名市民。结果显示，超过四成的受访者今年共发出了超过1000元的红包，单个红包里最多放入超过500元的人也占了1/4。而红包的流向主要是家族晚辈。
“红包负担”，已成每年春节的一个老问题，舆论多有关注，但红包的厚度还是年年增厚，不仅成为年轻人过年的负担，也是很多家庭过年的负担，可以说，带有喜庆和祝福色彩的“红包”已经变味。
拿孩子的压岁钱来说，其实，10元、20元的红包，其“压岁”的意义一点也不少，可是，现在不论是孩子，还是孩子父母，收到这样的红包，可能会觉得是“羞辱”，恨不得扔进垃圾桶，给出这样的红包，也是要有勇气的。
给孩子的红包，掺杂了很多人情世故，有的可能是借给红包，给孩子一笔上学的费用，但这会让孩子产生误解，认为就是给自己开销的，也制造孩子和父母的矛盾。有一些孩子就认为红包该归自己，并在同学中对收到多少红包进行攀比，拿到红包后大手大脚，一下子花几千元请同学聚会的不在少数。针对这一问题，还有人士呼吁对孩子进行理财教育，把一年一度的“红包收入”管好、用好。
有的可能借给孩子红包，拉近长辈间的关系，但一来二往中，这成了很大的人情负担，你给我的孩子多少，我必须也得给（就是因对方没孩子不给，也要记得今后补给），而且给的不能比你给的少，否则就没面子。那些有孩子的家庭，春节期间孩子的红包收入与自己的红包支出估计能打平，苦的是没有孩子的年轻人———自己已经拿不到红包，只有支出，当然，他们也是为过去自己收红包“还债”，以及为未来自己的孩子收红包“预支”。这样代代相传，也就积下了“人情债”。而随着物价上涨，红包也就水涨船高。
往年所送红包中，还有一类是“腐败红包”，就是借给官员子女红包之机，进行行贿，这类红包的厚度是远非普通红包所能及的。有的贪官的孩子，红包收入高达几万元。当然，今年这种情况似乎有很大的转变。据《北京晚报》报道，中央“反四风”今年影响了一些孩子的红包收入。这几天，北京市中小学心理咨询中心处理了不少“红包纠纷”：孩子因为压岁钱锐减，要求家长给予补偿（《北京晚报》2月2日）。这些孩子主要是官员子女，而他们收红包少，甚至没收到红包，是父母严禁他们收红包，因为收红包要被处分。而有意思的是，孩子对此不买账，认为过去很威风的父母，现在变得很窝囊，收个红包都要被管。
对这些孩子进行“心理疏导”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借此对他们进行公民教育，告诉他们父母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权力不能滥用，不能借权力敛财，那些钱财是不能乱收的，如果收取，则可能成为父母违法犯罪的帮凶。而不能告诉他们现在在“风头”上，父母这样也是“避风头”，要给予理解。
不独对这些孩子要进行教育，“红包”、压岁钱都需要全面正本清源。一方面，红包和压岁钱，要回到10元、20元这样的象征意义上，不要比拼厚度，重要的是情谊，这才能把大家从“红包负担”、“人情债”中解放出来，如果要资助学生读书，那就正大光明地资助，但这不是给孩子，而是给其监护人———在香港，利市就是10元、20元，这没有影响过节氛围，但讨吉利、送祝福的意义一点没有少。另一方面，要给所有孩子健康的财富观和消费观，现在有不少孩子把收红包作为自己“致富”的途径，很多孩子手中的钱基本来自春节的大红包，要让他们知道，这些钱绝大多数其实是父母的钱，只是以红包的形式到了他们手中，他们拥有使用权，可应该珍惜，要用到学习之上，而不是挥霍，在使用时要和父母商量。真正属于自己的财富不是来自红包，而是靠自己的劳动挣来的钱。年初三，我在肯德基店遇到一朋友正在读中职的孩子在这里打工，她告诉我，春节在家也没事，在这里实习打工感觉很好，她收到的压岁钱都交给了父母，“打工挣来的钱，才是我自己的钱”。
在国外，一些富豪也很少给孩子零花钱，而是让他们自己打零工挣零花钱，我国很多人认为这在国内没现实可行性，哪有那么多机会给孩子打零工？就是有又有多少父母舍得让孩子去打那些让人看不起的零工？等等。不得不说，这是我国的教育观出了大的偏差，大家于是作茧自缚。很多传统、过时的观念，是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