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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负担”怎样才能减轻

发红包,是中国春节的传统之一。然而,如今这却成为不少年轻人的一大负担。近日,新京报记者调查了102名市民。结果显示,超过四成的受访者今年共发出了超过1000元的红包,单个红包里最多放入超过500元的人也占了1/4。而红包的流向主要是家族晚辈。

“红包负担”,已成每年春节的一个老问题,舆论多有关注,但红包的厚度还是年年增厚,不仅成为年轻人过年的负担,也是很多家庭过年的负担,可以说,带有喜庆和祝福色彩的“红包”已经变味。

拿孩子的压岁钱来说,其实,10元、20元的红包,其“压岁”的意义一点也不少,可是,现在不论是孩子,还是孩子父母,收到这样的红包,可能会觉得是“羞辱”,恨不得扔进垃圾桶,给出这样的红包,也是要有勇气的。

给孩子的红包,掺杂了很多人情世故,有的可能是借给红包,给孩子一笔上学的费用,但这会让孩子产生误解,认为就是给自己开销的,也制造孩子和父母的矛盾。有一些孩子就认为红包该归自己,并在同学中对收到多少红包进行攀比,拿到红包后大手大脚,一下子花几千元请同学聚会的不在少数。针对这一问题,还有人士呼吁对孩子进行理财教育,把一年一度的“红包收入”管好、用好。

有的可能借给孩子红包,拉近长辈间的关系,但一来二往中,这成了很大的人情负担,你给我的孩子多少,我必须也得给(就是因对方没孩子不给,也要记得今后补给),而且给的不能比你给的少,否则就没面子。那些有孩子的家庭,春节期间孩子的红包收入与自己的红包支出估计能打平,苦的是没有孩子的年轻人———自己已经拿不到红包,只有支出,当然,他们也是为过去自己收红包“还债”,以及为未来自己的孩子收红包“预支”。这样代代相传,也就积下了“人情债”。而随着物价上涨,红包也就水涨船高。

往年所送红包中,还有一类是“腐败红包”,就是借给官员子女红包之机,进行行贿,这类红包的厚度是远非普通红包所能及的。有的贪官的孩子,红包收入高达几万元。当然,今年这种情况似乎有很大的转变。据《北京晚报》报道,中央“反四风”今年影响了一些孩子的红包收入。这几天,北京市中小学心理咨询中心处理了不少“红包纠纷”:孩子因为压岁钱锐减,要求家长给予补偿(《北京晚报》2月2日)。这些孩子主要是官员子女,而他们收红包少,甚至没收到红包,是父母严禁他们收红包,因为收红包要被处分。而有意思的是,孩子对此不买账,认为过去很威风的父母,现在变得很窝囊,收个红包都要被管。

对这些孩子进行“心理疏导”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借此对他们进行公民教育,告诉他们父母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权力不能滥用,不能借权力敛财,那些钱财是不能乱收的,如果收取,则可能成为父母违法犯罪的帮凶。而不能告诉他们现在在“风头”上,父母这样也是“避风头”,要给予理解。

不独对这些孩子要进行教育,“红包”、压岁钱都需要全面正本清源。一方面,红包和压岁钱,要回到10元、20元这样的象征意义上,不要比拼厚度,重要的是情谊,这才能把大家从“红包负担”、“人情债”中解放出来,如果要资助学生读书,那就正大光明地资助,但这不是给孩子,而是给其监护人———在香港,利市就是10元、20元,这没有影响过节氛围,但讨吉利、送祝福的意义一点没有少。另一方面,要给所有孩子健康的财富观和消费观,现在有不少孩子把收红包作为自己“致富”的途径,很多孩子手中的钱基本来自春节的大红包,要让他们知道,这些钱绝大多数其实是父母的钱,只是以红包的形式到了他们手中,他们拥有使用权,可应该珍惜,要用到学习之上,而不是挥霍,在使用时要和父母商量。真正属于自己的财富不是来自红包,而是靠自己的劳动挣来的钱。年初三,我在肯德基店遇到一朋友正在读中职的孩子在这里打工,她告诉我,春节在家也没事,在这里实习打工感觉很好,她收到的压岁钱都交给了父母,“打工挣来的钱,才是我自己的钱”。

在国外,一些富豪也很少给孩子零花钱,而是让他们自己打零工挣零花钱,我国很多人认为这在国内没现实可行性,哪有那么多机会给孩子打零工?就是有又有多少父母舍得让孩子去打那些让人看不起的零工?等等。不得不说,这是我国的教育观出了大的偏差,大家于是作茧自缚。很多传统、过时的观念,是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