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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出子为什么更有出息

湖南人谭延,是中国近世政坛上一位不倒翁。清末做了湖南首任“咨议局”局长,武昌起义后,出任湖南都督。国民党北伐成功后,他又和蒋介石关系甚密,做过南京的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用帝制时代的话来说,是官居极品了。

与清末民初多数性格刚烈、宁折不屈的湖南士人不一样,谭延是个八面玲珑的玻璃球式的人物,其“混官场”的本事是一流的,左右逢源,随波逐流,尽量不得罪人,被称为“人中甘草”。

这样的性格和本事的形成,恐怕和他的出身大有关系。一是在高官家里长大,从小见多识广,对官场各类明规则潜规则很熟悉;第二个原因恐怕是他为庶出之子,他的母亲李氏是谭钟麟的小妾,在家中地位很低,从来都是站着伺候老爷和夫人吃饭的,直到谭延中了“会元”,母以子贵,谭钟麟才宣布李氏可以坐在正厅里和老爷、夫人同桌进餐。

清末和民国初年政坛上还有一位更为有名的庶出子,他的性格与处事圆融和谭延颇为相似。这个人就是民国大总统、后企图登基当皇帝的袁世凯。庶出子远比大夫人生的兄弟有出息,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

庶出的儿子和嫡出的兄弟相比,总是低人一等,而且大夫人怕姨娘恃子而傲,总是千方百计地打压小妾。这些庶出子有苦难言,唯一的办法是发愤图强,给生母争地位。而且,他们从小必须学会察言观色,在复杂情势下的生存能力也远非嫡出之子能比。

另一方面,大户人家的庶出子又有穷苦人家儿子难以比拟的优越条件。虽然是小老婆生的,在大家族中受太太和嫡出兄弟的气,更为重要的是,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以谭延为例,年少时随父亲进京师,拜访帝师翁同,其作文和书法得到翁氏的指点。翁同信中对谭钟麟夸赞谭延:“三令郎,伟器也!笔力殆可扛鼎。”一般人家的子弟,哪有这样的机会?

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可以从生理学方面分析。古代的年轻人娶老婆,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是做不了主的。而大家族的父母替儿子择偶,最讲究门当户对,至于所选择的小姐本人的身体素质、儿子是否喜欢则是不重要的。因此,许多大户子弟娶的正妻,纵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生活没什么激情,正妻有时候还病恹恹的。而人到中年纳妾则不一样,完全由自己做主,一定是漂亮(至少端庄)、健康、个人喜欢的女子。在一起的激情远甚和大老婆同床共寝。如此,生出来的子女,身体素质、智商多比和大老婆生的孩子强。

在古代社会,家法和国法各有管辖领域,国法许多时候无法代替家法。袁世凯在当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时,生母去世了。他赶回河南项城老家奔丧。为了替死去的生母争一份哀荣,他和族中长老及大夫人生的长兄商量,灵柩能否从大门口抬出去。其长兄坚决不同意,说姨娘出殡走侧门,决没有走大门的道理。袁世凯那时候官居一品,替袁氏光宗耀祖,但也无法突破家族的礼法,只能听任长兄安排。从此,他对老家恨意难平,宣统登基、摄政王载沣掌权后,他被开缺回籍,也不愿意回到项城,而是隐居在安阳。

谭延也曾遇到过与袁世凯一样的难题。其生母李氏去世时,谭延是湖南督军,湘省最高军政长官。生母的灵柩要从祠堂门抬出去,按照规矩只能走侧门。谭延一着急,不顾督军的气度了,爬到母亲的棺材上面,大叫:“我谭延死了,抬我出去!”翰林出身的督军老爷当然有资格出正门,族内大佬一看此情形,明白再坚守那个旧规矩,难以收场。于是同意从祠堂正门抬出李氏的灵柩。

这一刻,玻璃球一样圆滑的谭延显出了天不管地不管的“湖南骡子”的劲头,为生母争得了一份死后哀荣。这一点,袁世凯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