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出身具有典型的新时代特色，父亲是军人，来自对我来说遥远而陌生的河南省范县，母亲是所谓“城里人”，如果没有那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他们永远也不会有结识的可能。
词典上将“籍贯”一词解释为“祖居或个人出生的地方”，但是对我来讲，它只代表需要填满表格的一个固定词汇，那个陌生的、黄河岸边的乡村勾不起我的任何记忆与怀念。我到现在还时常记起范县，是因为它地理位置和历史的特殊。范县邻接山东省，南濒黄河，县治历经变迁，它最近、也是最大的一次变迁，是1964年由山东划归河南，也就是说我出生的时候的籍贯是“山东范县”，两岁后才改为“河南省范县”。有趣的是，眼下范县的土地在河南省，县城却在山东，所以我的籍贯是漂泊于山东与河南之间的，虽然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只回去过一次，爬上过黄河大堤，也想“滥情”地与“乡亲们”联络一下感情，因为那时正在上大学的中文系，又是在80年代，满脑子启蒙思想。但是那一分钟的热度很快就逝去了，“范县”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再陌生不过的地方。
我的关于籍贯的记忆，就是无数次地被来自“籍贯”的永远也认不全的“乡亲们”搅扰，每一次搅扰就是一场战争，那是来自于“籍贯”的父亲和依托于城市的母亲的战争——先是由于至亲的长住，后来就是几乎由半个村子组成的施工队的不断光顾。但是近几年“籍贯”突然消失了，再没有人来，也很少书信往来，加上填表也很少“籍贯”这一项，我们与乡村细若游丝的那点联系好像已经断离。
与此同时，我们却开始与更多的、分不清“籍贯”的乡下人打交道，从运煤到装修、建筑施工到物业管理。到过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外地/国人要多于巴黎人；眼下在我们的城市里，街面上的乡下人甚至快要淹没本地人了（国家统计局一项统计表明，我国跨省流动人口已经超过一亿两千万人），而且，乡下人以他们的方式（包括审美和速度）改变着我们的城市。三年前编辑《今日先锋》第11辑，其中云南诗人于坚的随笔《棕皮手记》中的一段至今印象深刻：“每次路过那工地，路过任何一个工地，总是看见那些民工，不是在聊天，就是在磨洋工、瞌睡、蹲成一圈下棋，从来没有见到那种紧张卖力、挥汗如雨的工作场面。但一座座大楼也就冒出来了。”
这正是乡下人的最大魅力所在，中国的超城市化的惊人剧变，就是在这种表面上显得慵懒、懈怠和不经意的状态下、在体制尚存在诸多问题的状态下出现的。
籍贯揭了城里人的底，中国本就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我们都是乡下人的“后裔”。在超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新的工作机会和较大的生存空间，吸引着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入，“迁徙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就谈不上市场经济。”这是《中国农民调查》中引用的陆学艺的一句话，但是作者紧接着写到：“不可逾越的户籍制度，注定他们只能成为城市的‘候鸟’。”
在我参与编辑的一本名为《民间，民间》的书里，有一篇文章是贵阳城里拾荒人（乡下来的“背兜”大军）的田野调查，文中大量的“背兜”们在闹市和垃圾场劳作的照片并没有使我震惊，因为文章已经揭示了足够的深度。倒是有一幅“背兜”们在乡间尽情打闹的图片让我感慨良久，那照片的附注是：“‘背兜’们回到乡下，是最自在的日子。”可见对乡下人来讲，“籍贯”还绝不仅仅是“乡愁”，它仍然是他们的不得不依靠的根，对他们来讲，漂泊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什么时候“籍贯”一栏的内容变成了“出生地”，城与城之间、城与乡之间没有人为的界线，中国的超城市化才会走上“正常”和“人本”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