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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的籍贯

我的出身具有典型的新时代特色,父亲是军人,来自对我来说遥远而陌生的河南省范县,母亲是所谓“城里人”,如果没有那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他们永远也不会有结识的可能。

词典上将“籍贯”一词解释为“祖居或个人出生的地方”,但是对我来讲,它只代表需要填满表格的一个固定词汇,那个陌生的、黄河岸边的乡村勾不起我的任何记忆与怀念。我到现在还时常记起范县,是因为它地理位置和历史的特殊。范县邻接山东省,南濒黄河,县治历经变迁,它最近、也是最大的一次变迁,是1964年由山东划归河南,也就是说我出生的时候的籍贯是“山东范县”,两岁后才改为“河南省范县”。有趣的是,眼下范县的土地在河南省,县城却在山东,所以我的籍贯是漂泊于山东与河南之间的,虽然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只回去过一次,爬上过黄河大堤,也想“滥情”地与“乡亲们”联络一下感情,因为那时正在上大学的中文系,又是在80年代,满脑子启蒙思想。但是那一分钟的热度很快就逝去了,“范县”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再陌生不过的地方。

我的关于籍贯的记忆,就是无数次地被来自“籍贯”的永远也认不全的“乡亲们”搅扰,每一次搅扰就是一场战争,那是来自于“籍贯”的父亲和依托于城市的母亲的战争——先是由于至亲的长住,后来就是几乎由半个村子组成的施工队的不断光顾。但是近几年“籍贯”突然消失了,再没有人来,也很少书信往来,加上填表也很少“籍贯”这一项,我们与乡村细若游丝的那点联系好像已经断离。

与此同时,我们却开始与更多的、分不清“籍贯”的乡下人打交道,从运煤到装修、建筑施工到物业管理。到过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外地/国人要多于巴黎人;眼下在我们的城市里,街面上的乡下人甚至快要淹没本地人了(国家统计局一项统计表明,我国跨省流动人口已经超过一亿两千万人),而且,乡下人以他们的方式(包括审美和速度)改变着我们的城市。三年前编辑《今日先锋》第11辑,其中云南诗人于坚的随笔《棕皮手记》中的一段至今印象深刻:“每次路过那工地,路过任何一个工地,总是看见那些民工,不是在聊天,就是在磨洋工、瞌睡、蹲成一圈下棋,从来没有见到那种紧张卖力、挥汗如雨的工作场面。但一座座大楼也就冒出来了。”

这正是乡下人的最大魅力所在,中国的超城市化的惊人剧变,就是在这种表面上显得慵懒、懈怠和不经意的状态下、在体制尚存在诸多问题的状态下出现的。

籍贯揭了城里人的底,中国本就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我们都是乡下人的“后裔”。在超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新的工作机会和较大的生存空间,吸引着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入,“迁徙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就谈不上市场经济。”这是《中国农民调查》中引用的陆学艺的一句话,但是作者紧接着写到:“不可逾越的户籍制度,注定他们只能成为城市的‘候鸟’。”

在我参与编辑的一本名为《民间,民间》的书里,有一篇文章是贵阳城里拾荒人(乡下来的“背兜”大军)的田野调查,文中大量的“背兜”们在闹市和垃圾场劳作的照片并没有使我震惊,因为文章已经揭示了足够的深度。倒是有一幅“背兜”们在乡间尽情打闹的图片让我感慨良久,那照片的附注是:“‘背兜’们回到乡下,是最自在的日子。”可见对乡下人来讲,“籍贯”还绝不仅仅是“乡愁”,它仍然是他们的不得不依靠的根,对他们来讲,漂泊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什么时候“籍贯”一栏的内容变成了“出生地”,城与城之间、城与乡之间没有人为的界线,中国的超城市化才会走上“正常”和“人本”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