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能叫得上名字来的清官，多有人格缺陷。他们缺少人文情怀，尤其不具悲悯情怀，高举“不贪”二字，有恃无恐，傲慢无礼。
文革前夕，因为大批判的需要，姚文元等提出“清官比贪官更坏”。大意是说，清官搞清明政治，不贪不私，获得百姓的认同，使社会平稳发展，但实际上是延缓了封建社会的灭亡，帮了封建社会的忙。这种论调自然是扯淡，其实清官于社会并没有那么大好处，也延缓不了“封建社会的灭亡”。
《老残游记》中，刘鹗有一段关于清官的著名论述：“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他举了两个例子。玉贤以“才能功绩卓著”而补曹州知府，他在治理曹州府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衙门前十二个站笼便站死了两千多人，其中九分半是良民。于朝栋一家，因和强盗结怨被栽赃，玉贤不加调查，一口咬定是强盗，父子三人之命断送在站笼里。就这样，玉贤居然还被上司认定为“办盗能吏”。刚弼同样是个清官，他曾拒绝巨额贿赂，但却倚仗不要钱、不受贿，一味臆测断案，枉杀了很多好人。
刘鹗的说法，并非哗众取宠。看看著名的清官海瑞和况钟就知道了。海瑞有个五岁的女儿，吃了一张男仆递给她的饼，海瑞十分生气，认为男女授受不亲，怒斥之。女孩儿只得绝食，被活活饿死。昆曲《十五贯》中的清官况钟，平反冤案，凛然正气。史书记载，他做苏州知府时，让四个强壮的衙役把违法者高高扔到空中，生生摔死，一口气摔死六人，然后把尸体抬到街上示众，残忍若此。所谓清官，其残暴和不通人情，有时甚至超过贪官。这还是小事，如果他们在关系民生的决策中同样自以为是，一意孤行，造成的损失岂不更大？
清官的这些缺陷并非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其来有因。整个官场上下皆贪，人民鄙弃之，痛恨之，百姓被鱼肉，被宰割，却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只能盼星星盼月亮，盼着天上掉下个清官来。忽然，有一个人自称从来不贪，这个人是不是显得很突兀？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依赖，对他的无限膜拜，自然让他忘乎所以。“不贪”，仅仅这两个字，一俊遮百丑，他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整个社会都以之为神，以之为奇迹，当事人难免真的以为自己在铁肩担道义。一个自以为神的人，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都不意外。中国历史上能叫得上名字来的清官，多有人格缺陷。他们缺少人文情怀，尤其不具悲悯情怀，高举“不贪”二字，有恃无恐，傲慢无礼。清官的人格缺陷，造成了他们为官的缺陷。在一些个案上，或许可令若干无权无势者获得正义，但这些正义在某些贪官那里同样可以获得，《杨乃武与小白菜》中的冤案，最后就是靠贪官平反的。这种清官若当政，利弊相较，绝非人民之福，社会之福。
既然清官不好，干脆大家都做贪官好了。实际上，官场上哪有什么“清官”？清官往往是先由老百姓一厢情愿地想象出来，再由官方根据政治需要推波助澜，朝野双方共同创造产生的。所谓清官，只不过是官僚中的异数，更有所谓清官以之为招牌，当做晋身之阶。他们不贪，不代表他们不“恶”。清官的恶与贪官的恶不分伯仲。
官就是官，人性的本能不会因为他们做了高官就一扫而光。凭他们自律是靠不住的，凭所谓道德感也靠不住。在我国历史上，人们喜欢颂扬清官，潜意识里是在以清官之“不贪”来映照贪官的贪婪。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贪官产生的温床是什么，豢养贪官的制度是什么。正是乱七八糟的制度伦理，造成了人们不合规矩的是非伦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介绍该国廉政经验时说，公开揭发贪污官员是新加坡保持廉洁的方法之一。新加坡一位部长因为贪污指控感到“丢脸”而自杀。“我们已经建立起舆论的氛围：人们把担任公职贪污受贿的人看成社会公敌。”他们不需要清官，自然也就杜绝了清官之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