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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之恶

中国历史上能叫得上名字来的清官,多有人格缺陷。他们缺少人文情怀,尤其不具悲悯情怀,高举“不贪”二字,有恃无恐,傲慢无礼。

文革前夕,因为大批判的需要,姚文元等提出“清官比贪官更坏”。大意是说,清官搞清明政治,不贪不私,获得百姓的认同,使社会平稳发展,但实际上是延缓了封建社会的灭亡,帮了封建社会的忙。这种论调自然是扯淡,其实清官于社会并没有那么大好处,也延缓不了“封建社会的灭亡”。

《老残游记》中,刘鹗有一段关于清官的著名论述:“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他举了两个例子。玉贤以“才能功绩卓著”而补曹州知府,他在治理曹州府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衙门前十二个站笼便站死了两千多人,其中九分半是良民。于朝栋一家,因和强盗结怨被栽赃,玉贤不加调查,一口咬定是强盗,父子三人之命断送在站笼里。就这样,玉贤居然还被上司认定为“办盗能吏”。刚弼同样是个清官,他曾拒绝巨额贿赂,但却倚仗不要钱、不受贿,一味臆测断案,枉杀了很多好人。

刘鹗的说法,并非哗众取宠。看看著名的清官海瑞和况钟就知道了。海瑞有个五岁的女儿,吃了一张男仆递给她的饼,海瑞十分生气,认为男女授受不亲,怒斥之。女孩儿只得绝食,被活活饿死。昆曲《十五贯》中的清官况钟,平反冤案,凛然正气。史书记载,他做苏州知府时,让四个强壮的衙役把违法者高高扔到空中,生生摔死,一口气摔死六人,然后把尸体抬到街上示众,残忍若此。所谓清官,其残暴和不通人情,有时甚至超过贪官。这还是小事,如果他们在关系民生的决策中同样自以为是,一意孤行,造成的损失岂不更大?

清官的这些缺陷并非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其来有因。整个官场上下皆贪,人民鄙弃之,痛恨之,百姓被鱼肉,被宰割,却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只能盼星星盼月亮,盼着天上掉下个清官来。忽然,有一个人自称从来不贪,这个人是不是显得很突兀?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依赖,对他的无限膜拜,自然让他忘乎所以。“不贪”,仅仅这两个字,一俊遮百丑,他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整个社会都以之为神,以之为奇迹,当事人难免真的以为自己在铁肩担道义。一个自以为神的人,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都不意外。中国历史上能叫得上名字来的清官,多有人格缺陷。他们缺少人文情怀,尤其不具悲悯情怀,高举“不贪”二字,有恃无恐,傲慢无礼。清官的人格缺陷,造成了他们为官的缺陷。在一些个案上,或许可令若干无权无势者获得正义,但这些正义在某些贪官那里同样可以获得,《杨乃武与小白菜》中的冤案,最后就是靠贪官平反的。这种清官若当政,利弊相较,绝非人民之福,社会之福。

既然清官不好,干脆大家都做贪官好了。实际上,官场上哪有什么“清官”?清官往往是先由老百姓一厢情愿地想象出来,再由官方根据政治需要推波助澜,朝野双方共同创造产生的。所谓清官,只不过是官僚中的异数,更有所谓清官以之为招牌,当做晋身之阶。他们不贪,不代表他们不“恶”。清官的恶与贪官的恶不分伯仲。

官就是官,人性的本能不会因为他们做了高官就一扫而光。凭他们自律是靠不住的,凭所谓道德感也靠不住。在我国历史上,人们喜欢颂扬清官,潜意识里是在以清官之“不贪”来映照贪官的贪婪。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贪官产生的温床是什么,豢养贪官的制度是什么。正是乱七八糟的制度伦理,造成了人们不合规矩的是非伦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介绍该国廉政经验时说,公开揭发贪污官员是新加坡保持廉洁的方法之一。新加坡一位部长因为贪污指控感到“丢脸”而自杀。“我们已经建立起舆论的氛围:人们把担任公职贪污受贿的人看成社会公敌。”他们不需要清官,自然也就杜绝了清官之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