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复信广西百色陇穷小学学生张玉玲，后有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给上海青浦区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回信提出“少年有志，国家有望”。9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复信北川中学学生刘敏。
如何给领导人写信？怎么才能获得来自最高层的回信？长久以来，一直是人们最想探知的中南海“秘密”之一。
“大事不漏报，小事不干扰”
中南海西侧院墙外，府右街乙27号。
如果不是悬挂着一块标有“中南海邮局”的黄色金属牌，路人很难将路边这座低矮的暗色仿古四合院与上送下达中南海信件的中南海邮局联想到一起。
这个特殊邮局1950年2月开始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属于中南海的内设局。所有投递到中南海的民间邮件，都会聚集到这里。信件也被统称为“人民来信”。
据中南海邮局原局长崔敬章回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来信能占到总邮件数量的80%至90%，每天至少一千封左右，多的时候能达到两三千封。也就是说，只需要一个半月，这些堆积起来的来信，就可以铺满人民大会堂中万人大礼堂的地面。
一般情况下，通过邮政渠道发送给领导人的信件，都会先进入信访部门的办事程序。所以发送给领导人的邮件是以何种形式寄出，收件人名称怎么写，并不重要。绝大多数来信都会经信访部门，转往信访内容所涉及的单位进行处理。只有极少部分来信，会被制作成简报形式，如《群众反映》等文本，报送领导人。而直接呈送来信原件，则更为少见。
什么样的来信要靠信访部门消化，什么样的来信才能报送领导人？原任中办、国办信访局干部李振洪曾经办理过几万件次人民来信，据他回忆，为领导人办信，依据的重要工作思路，就是“大事不漏报，小事不干扰”。
1963年，李振洪收到一封人民来信，信中介绍，因暴雨成灾，河南、安徽部分地区大量农田被淹，灾情严重。而由于河南新蔡地势高于东邻的安徽临泉，临泉低处筑堤挡水，新蔡高处则扒堤排水，双方集结了大批群众，一场争斗随时可能发生。
接信后，李振洪最初准备电话通知安徽和河南两省，请他们派人前往共同处理。但感到事态严重，就按照“大事不漏报，小事不干扰”的工作要求，即刻作出摘报随附原信送刘少奇。刘少奇阅后做出批示，一场可能发生的流血事件得以避免。
“小事”也是政治资源
近年来中央领导给普通群众的回信，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小事”，这看起来似乎有悖于“小事不干扰”的准则，不过，这一时期，“小事”已有不同政治内涵。
李芳是湖南望城县星城镇马桥河村农家书屋管理员，她曾于2009年致信温家宝，介绍自己创办民办图书馆的情况，并邀请温总理为图书馆捐献一本图书。不到一个月，她就收到了温总理亲笔签名的《现代汉语词典》。
李芳说，当时并未多考虑温家宝的国家领导人身份，写信的动机是因为敬佩。
但温家宝以总理身份的回信，显然已经改变了这位农村女性的生活轨迹。签名辞典是受时任湖南省省长周强委托，由湖南省新闻出版局领导一行人专程送来。同时，省市县镇四级政府，也带来了6万码洋的图书。如今李芳已增开一家新馆。
2007年，江西省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免除学杂费，赣州市滨江二小的186名学生联名写了一封《致温家宝爷爷的信》，托他们参加“两会”的校长刘艳琼带到北京转交给温家宝，以表达对政府免学杂费优惠政策的感激之情。
如何送出这封信？刘艳琼首先想到的是通过个人关系呈递。但得到的委婉回答是，会议期间，没有向领导递信的可能。后来刘艳琼干脆直接将信件交给了驻地的邮政服务人员，在收件人一栏上写下“国务院温家宝总理”。
第三天下午，刘接到电话，称信已收到，会尽快交给总理。她完全没想到，当天晚上回到驻地房间时，温家宝的亲笔回信已经放在被子底下。信封上特别注明，“限今日到达”。
无论是向温家宝募捐图书，还是对“温爷爷”表达谢意，与李振洪所描述的“大事”相比，这些确实只能算做“小事”。但不可否认的是，旁观者通过写信者与领导人的书信往来，可以捕捉到一个明显信号———写信者都是新政策的受益人，群众与领导人的此类互动通过媒体客观上起到了很好的“惠民新政”的宣传效果。
有章可循的回信规律
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投书中南海，邮路是唯一的选择。但实际上，得到领导人回复的信件，其进入中南海的渠道也是五花八门。
已成经典的一则往事，发生在1975年。当时3个默默无闻的科研人员———黄仲玉、林克平、钟义信焦虑于大陆的通信卫星研究的落后，他们决定给周恩来写信，向总理反映真实的情况和意见，建议中国尽快搞通信卫星。但这封信通过什么方式送给周恩来？林克平是时任邮电部部长钟夫翔的秘书，处理这类问题很有经验。他说最好的办法，就是随同机要文件一起走，而且邮件要挂号。
于是，一封由三位普通的年轻人签名的群众来信，通过内线的秘密渠道，进入中南海。
据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看到这封来信之后很激动，当场批示“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11天后，周恩来住进305医院，直到去世。
而这封成功到达周恩来办公桌上的来信，也改变了大陆通信卫星的发展轨迹。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数量庞大的人群致信中南海，谋求平反冤假错案。此时当权者的身边人也担任起转递申诉信件的中间人角色。
当下每每临近节日前夕，如“六一”前给儿童回信、“五四”前给大学生回信，以书信示重视已成为领导人的例行动作。
除此之外，通过“两会”代表，在全国“两会”期间投书，也是增大领导人回信几率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在领导人视察过后，向领导人发去信件汇报本地改革喜讯，也更容易获得领导人的回信。
不过，面对来信要求解决具体问题时，国家领导人也会有无奈时。
199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接见第四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代表时，内部讲话中称，“我在上海时一个月大概收到群众来信三四千封，我到北京以后，去年接到一万多封人民来信，这都是直接写给我个人的”，“我知道你们转给有关部门以后，往往许多信可能石沉大海，这也不能怪有关部门的同志，他们对有些问题也没有办法。说老实话，我也没有很多办法。但是，我要尽我的心意，我批下去总是比较重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