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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小的大人物

陈伯达为蒋介石定性,谓为“中国最大反动派”、“人民公敌”。谓之“中国最后一颗大狗牙”。陈后来走向反面,但他的话在当时代表了一种政治倾向。

蒋氏终其一生,就大处着眼而观之,可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气小量狭、自作聪明,终令国事一败涂地。不可收拾。怪谁?海外史家给他下八字断语:民主无量,独裁无胆。

也说得上是入木三分骂亦精了。老蒋真正崛起的转折点在何处,史家以为,他追随陈其美征战为起家之本。实非然,原来,老蒋先天讨厌陈炯明。陈氏虽系白衣秀士王伦式人物,究为省港同盟会领袖,起初,极得中山先生信托。蒋力陈其非而中山不信之。其后陈果逆谋反,至炮轰总统府。中山乃大悔,以为小蒋同志有过人的先见之明,蒋益自得。以事件的重大性,蒋从此获得不败的资本,向中山撒娇,同僚撒气,跟对手撒野。

陈寅恪瞧不起他,有1940年所作诗《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为证:“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或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吴宓注“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其职。故有此诗第六句”。面相乃心理状态的反映。言谈举止又是气质的综合,而蒋公给陈先生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样从里到外透着不堪,透着叫人讨厌不置。

陈寅恪瞧不起蒋介石,是文化的居高临下。李宗仁一生受制于蒋,紧箍咒跬步不离。在唐德刚教授为他撰写的回忆录中,只要一提及蒋氏,他就气不打一处来。他多次言之凿凿地说,蒋氏非但不能指挥一个国家的军队,也不能指挥一个集团军,充其量指挥一个师,还很勉强。李与蒋氏共事期间,处处受掣肘,经常弄得湿手插在于面里,到处都脱不了干系。主意是蒋出,责任却由他来负,往往狼狈不堪。谚云:穷人气大,酸酒力大。说起蒋氏,即有切齿腐心之痛。虽然言出激愤,但证之史实。究竟不差。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一门三代,为晚清以降中国士大夫之典型。以陈先生的文化修养和文化流贯,看低蒋氏,很自然,不意外。

陈寅恪从文化角度,李宗仁从军事角度,俱轻视老蒋:最可惊的是国学大家曹聚仁,他也从军事角度评蒋——他认为蒋介石哪里能指挥一个师呀,老蒋的脾性才略,指挥一个排也就到顶了(见《听涛室人物谭》)。

十分的漫画化、情绪化,很损,却也无法。谁教您给人家的印象这样恶劣呢?要从脾气、才具、胸襟、气量方面找原因,这样一找,蒋公教人大失所望的地方,也就太多了。

虽然,据历史学家黄仁宇证明,蒋介石也究非绿林中人、街头阿三。相反,他读传统书用功也允称精勤,可是读书面较窄。尤以性格中根深蒂固的刚愎自用,文化的浸染也会给抵消得差不多了。内心的虻虫太多,而熏香太少,狰狞可鄙的一面掩都掩不住。

1974年1月西沙之战,中国反击越南侵略,解放军增援舰队直接走台湾海峡(以前是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人多担心,毛泽东回答说:“蒋先生是讲民族大义的。”果然不出所料,蒋不但未向解放军开火,还打开照明灯。让解放军顺利通过。《中国时报》的另一个例子是,1949年中共的开国大典,按照原计划,国民党空军将进行大规模轰炸。但当天要执行任务时,蒋介石却迟迟没有下达命令。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几次电话请示,蒋都说“再等等”。眼看时一间越来越紧迫,周至柔向蒋表示,“再不起飞,我们就不能按时到达”。蒋介石最后的回答是“取消任务”,而取消任务的理由是“我不能做项羽、英法联军”。他担心轰炸会把故雷、天安门等古迹毁灭,成为民族罪人。

可见,蒋绝非一无是处之人。他一生的失败、致命之处在于:量小气狭,虽亦读书,可惜不得其道,仅以掉弄智术治世,实无磅礴才具垫底,则此智术适足害人害己。其刚愎自用,至大陆易手前夕,达于极点。东北失守,华北也将不保,犹以国军精锐家底孤注一掷,会战徐蚌,尤为荒谬,更且向下越级,电话指挥到团营一级,打乱结构,刺伤人心,为军史所罕见。故国军虽谋臣环伺,名将联翩,究因不得正道,终至不可收拾。

概言之,蒋氏可称中智之士,而非上智之人,不足以成正事。他麾下尽多辛亥老辈,风云际会,珠玉满堂,然而他们共事非人,赍恨千古,岁月如流,渐次凋零。可惜。

《论语》尝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蒋介石经常骂他的部下,常用语是:寡廉鲜耻,气节荡然。可是他自己,一生以小智术对付大时代;以小聪明因应大事情:以小心眼处理大智慧。那么,就算他多种技术可用,问题有迎刃而解之势,也因他性格的小而窄,即不能以精神和良知服人,而造成种种阻碍。于是,“草上之风必偃”,终不免凄惶黯然,退出历史大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