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国每年的大学应届毕业生人数已经突破了700万，其中约有300万找不到工作。对此，有人将之归因于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然而，和陷入金融危机的许多国家不同，中国号称“世界工厂”，按说应该有大量的工作机会，一些薪金高、福利好的岗位也应该很多。可是，为什么不论是大学应届毕业生，还是有一定工作经验的求职者，都感觉好工作越来越难找呢？
中国正在穿越“刘易斯拐点”
好工作之所以越来越难找，是因为中国正在经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变革——滑过“刘易斯拐点”。
1954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刘易斯认为，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存在着两个经济部门：一个是传统生产方式的“维持生计”的部门，一般以农业和农村为代表；另一个是现代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和城市为代表。
一开始，农业人口很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个时候，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略高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就会从农村进入城市，涌入工业部门。于是，工业部门开始扩张。只要还存在足够多的剩余劳动力，工业部门就不需要给工人提高工资，因为劳动力供给很充足。
但是，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上被不断扩大的工业部门吸收完的时候，工厂的老板会猛然发现，要想招到足够的工人，就必须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因为，这时候他需要和其他工厂争抢工人，而不是只给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就可以了。工资水平从停滞不动到陡然上升的转折点，被后来的经济学家称为“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从剩余向短缺变化的转折点。在“刘易斯拐点”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在“刘易斯拐点”之后，是工作求人，不把工资涨到足够高的水平，就招不到合适的员工。
最近几年，我国沿海工厂集中的地区频频出现“用工荒”，工厂招不到足够的工人，就充分体现了我国经济正在经历“刘易斯拐点”。
可是，如果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正在来临，这对于找工作的人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才对，为什么实际情况却是大量毕业生难以找到工作，或者只能从事薪水较低、自己不满意的工作呢？
好工作被工厂带走了
要回答上面的问题，我们要从两个层面来看待“刘易斯拐点”：一个是普通的制造业劳动力的层面，另一个是高学历劳动力的层面。
我国的工业以服装、机械设备等制造业为主，需要的工人主要是学历、技术不太高的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的供给的确出现了“刘易斯拐点”，从剩余转变成缺乏的状态。
那么对于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来说，面对“刘易斯拐点”的挑战，它们会怎么应对呢？第一个方案是提高工资待遇，吸引工人来自己的工厂。第二个方案是把工厂的业务搬迁到劳动力供给充足的地区，那些地方的工人工资还比较低，工厂可以支付得起。
事实是，面对“刘易斯拐点”的冲击，我国沿海地区的许多工厂已经逐渐采取了第二个方案，把业务搬迁到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去做。
那里的工资有多低呢？2014年我国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1800多元，而如果把工厂办在越南，每个月800元已经是当地很不错的工资水平了。
除了工资之外，工厂还要负担许多成本，比如税、工人的社保、环境整治费用等杂费，在这些成本方面，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都比我国有更大的优势。在越南的胡志明市附近，一些著名的国际品牌已经扎根，比如耐克、阿迪达斯等。而在成本更加低廉的柬埔寨，日本和欧洲的许多企业都在那里开厂。业界把这种趋势戏称为“MADEINCHINA+1”，意思是把工厂开到中国以外的国家，这样可能更赚钱。
就连我国自己的企业也开始照搬这种方式，把一些工厂迁移到国外。
这样做，对中国国内的就业市场会有什么影响呢？很显然，最大的影响就是工作岗位，尤其是中高层职位无形之中减少了。
由于连年扩招，高学历劳动力的供给十分充足，但由于工厂搬迁到国外，和工厂相关的一些中层乃至高层职位，自然有一部分会由国外的当地人来供职，所谓的好工作的机会也就减少了。而从“刘易斯拐点”的角度看，高学历劳动力还处于“刘易斯拐点”之前的工资平稳期，他们与老板议价的空间并不大。为此，他们的就业前景自然变得更差。
互联网摧毁了好工作
不要以为只有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不好找工作，放眼全球，欧美各国的年轻人日子也不好过。自从几年前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年轻人的失业率竟然达到了50%左右，一半的年轻人没工作，令人瞠目结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年轻人，失业率也都在20%左右。在失业率居高下不的国家，很多人已经不奢求能够有一份好工作，能有份工作都已经是令同龄人羡慕的事情了。
其实，即使没有经济危机的打击，全球就业市场依然在经历着一次深刻的变革，这就是互联网掀起的“创造性破坏”浪潮。
“创造性破坏”一词是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半个多世纪前提出的。他发现，市场经济并不像过去的经济学家说的那样，总是趋于一种均衡的稳定状况，而是不断有企业家通过创造性的行为打破均衡，引发市场的重新洗牌，而这些勇于创新的企业家则获得了超额利润。
要说最近几年对社会影响最大的科技创新，莫过于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如今网购已经为大多数人所熟悉和使用，一次“11·11”光棍节的网购交易额就可以达到上百亿；微博、微信、微视等交流工具占据了人们的手机屏幕，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沟通；电子出版物免费出现在人们面前，满足了人们对文字、音频和视频内容的需求。
互联网行业当然创造出了许多工作机会，然而，另一方面，它也摧毁了大量的传统工作岗位。网购的兴起让大量的路边商铺无人问津，甚至一些大商场的销售额、利润都大幅度下降，商铺的工作岗位因此减少；电子出版物的出现让纸质的报纸、杂志、书籍卖不动了，传统媒体的工作岗位也相应减少。这就是典型的“创造性破坏”的实例。
这样一来，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社会上的工作机会可能不仅没有增加，还会有所减少，导致失业率增高。
互联网“创造性破坏”带来的另一个趋势是，中高薪职位的减少。
成功的互联网企业会赚取大量的金钱，这样的企业的工作岗位是令人艳羡的，比如说著名的网络搜索企业谷歌公司，公司员工不仅有很高的薪水，而且有让人津津乐道的优越的办公环境，他们的办公大楼里甚至有台球室、游泳池。
但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成功的互联网公司摧毁了大量的传统类型公司，这些公司从低层到高层的工作岗位可能全部消失，许多原来薪水不错的员工被迫去从事一些低端工种。无形之中，社会上的岗位薪金出现了两极分化，少数人赚取高薪，大部分人仅仅赚取维持生计的低薪。
曙光还是有的
尽管“刘易斯拐点”和“创造性破坏”联手，“窃取”了国内的好工作，但曙光还是有的。由于中国正逐渐迈入老龄化社会，每年加入到就业队伍的年轻人总量在经历近些年的巅峰后，必然会出现减少的趋势，高学历就业者的“刘易斯拐点”也会在不远的将来出现，到那个时候，薪金待遇会有明显的上升。
而且，“创造性破坏”的一个规律是，一开始可能会摧毁大量传统工作岗位，但最终会孕育出一些伟大的企业，并带动社会经济的整体提升，进而带动工作岗位特别是中高端工作岗位的增加。比如，微软公司和苹果公司都是在当时石油危机后经济萧条的时期出现的，最终发展成引领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些高科技公司创造了大量的新型工作机会，先进的技术把大量的劳动力从笨重、繁琐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摇身一变成了白领阶层。
所以，“前途是光明的”，只要高学历就业者能够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再根据“刘易斯拐点”和“创造性破坏”的规律来谋划自己的职业道路，好工作会出现在自己面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