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说：“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
一般来说，文人是不适宜做官的，可偏偏官瘾又最大，尽管文人在嘴上都表示不想做官，心里怎么想，很难说。毕竟，在官本位的社会，做官永远是令人向往的职业。而且文人的老祖宗孔夫子也说过：学而优则仕。
文人官瘾大却未必能做好官。迂腐，清高，是文人胎里带的毛病，书生气十足，是文人的致命弱点，所以，文人争权夺势常处于下风，勾心斗角又缺乏经验，孤芳自赏鲜有朋党哥们。再加上脸皮太薄心太软，该拍马奉迎时，他“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该请客送礼时，他“君子之交淡如水”，因而，即便上了官场也干不长干不好。
鲁迅做过教育部的小官，拿的薪水还真不少，可依鲁迅那脾性那抱负，宁折不屈，连教育部长都敢告上法庭，也实在无法干下去。他后来去教书，再往后，干脆辞了一切公职，当了自由撰稿人。我们得庆幸，多亏鲁迅及时退出官场，于是，中国历史上就多了一个令人高山仰止的文化大师，少了一个庸庸碌碌的小芝麻官。
胡适也是一个大文人，光博士头衔就有30多个，可这人官瘾特大，做委员、做顾问、当大使，忙得不亦乐乎。不料，官越做心情越悲凉，五十岁时做诗哀叹：“当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晚年的胡博士总算明智清醒，急流勇退，又回到书斋。可惜他最好的年华都虚掷在官场上，今天人们之所以还能记得他，不是大使、委员，全靠他在做官前那十几年的文化建树。正如唐德刚对他的评价：搞政治，他不敢造反；搞外遇，他不敢越轨；搞文化，他虎头蛇尾。
名重一时的江南才子叶公超，是剑桥大学的高才生，23岁就在北大做教授。可是不甘寂寞，偏要跑去做官，虽然官运亨通，最后也爬上了“外交部长”的高位，可是受了一辈子窝囊气，经常被老蒋骂得狗血喷头，最后居然连出国的自由也被剥夺了。冷清收场后，他又去教英美文学，大受欢迎，如鱼得水，于是无限感慨：还是做文人最自由啊！
曾经当过大官的作家王蒙，下野后有两句打油诗：“想当官的文人，不如想当官的官；想当官的官，不如想当文人的官。”这可是他发自内心的经验之谈，他曾经是个“想当官的文人”，后来又成了“想当文人的官”，最后又成了“想当文人的文人”，转了一个圈又转回来了。当然，这一圈也没白转，没有从大文人到做大官又重新做大文人的曲折经历，是难有这样的大彻大悟的，好在他只当了几年官，就及时解甲归“文”重做冯妇了，要不然，就指着早年创作的《青春万岁》和一些短篇，恐怕很难继续跻身于一流作家队伍，也不会有后来关于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荣誉。
总而言之，我以为，真正有志向在文化方面出点成就的文人，就要远离官场，那不是你该去的地方。若实在官瘾难捱，那就当个作协主席、文联主席什么的“虚官”，虽“油水”不大，但活也不多，千万不要去当什么部长、局长，那活你干不了也干不好。中国作协副主席兼民俗文化协会主席的作家冯骥才就深明此理，故而在听了王蒙的自嘲诗后，他又补充道：“想当官的文人，不如想当官的官；想当文人的官，不如想当文人的文人。”并幽默地说：“老兄，咱们还是各干各的吧！”
说到底，人各有志，“想当文人的文人”，你就“大胆地往前走哇”；“想当官的文人”，你也“向前走，莫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