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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的腰围越来越大

中国站起来了,中国富起来了,中国胖起来了。

中国的胖,和吹气球一样,胖得大张旗鼓。据《富态:腰围改变中国》一书计算,体重超标的人口应当已经超过了两亿,相当于美国胖子的总和,而且将在20年左右达到美国人的肥胖比例。

中国的肥胖症,一部分是因为食物的富足,另一部分是因为纵欲——对食物有种穷凶极恶的热情,这种热情像是对饥饿记忆的一种报复。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部分记忆都与饥饿有关。2009年1月,中国作家莫言在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讲,题目叫作《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演讲回忆了自己童年时期饥饿的经历,当时还是孩子的他,每天想的就是如何搞到食物,孩子们像一群饥饿的小狗,在村子中嗅来嗅去,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吃树上的叶子,叶子吃完了就吃树的皮,树皮吃光后就啃树干。孩子们练出了一口锋利的牙齿,后来其中一个当了电工,他的工具袋里没有钳子也没有刀子,像铅笔那样粗的铁丝毫不费力就可以咬断。

那时候,莫言的邻居是一个被打成右派的大学生,两个人经常在劳动的间隙分享对食物的记忆和欲望。大学生说他认识一位作家,白白胖胖的,写了一本书,得了成千上万元稿费,每天吃三顿饺子,肥肉馅的。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唧唧地往外冒。为了每天能吃三顿饺子,莫言决定当一位作家。

那个时代的记忆,是生存的艰难与饥饿的考验、土地的贫瘠与现实的困窘。

如今的莫言也变得白白胖胖的,饥饿只不过是一段记忆,一个谈资,一段令外国人啧啧称奇的故事。

人为什么会肥胖?这和记忆有关。在石器时代,高脂、高糖、高热量的食物是活下来的条件,人们靠此储存能量。现代社会的人,已经没有了远古时期人类的巨大劳动量和体能消耗,可是记忆里却仍然保持着对高热量食物的欲望。

中国自古以来也有“饕餮”的说法,而现在的人却误把“饕餮”当成对食物的赞美,很多人自称“饕民”来表示自己爱吃、会吃,而忽略了这个词本身的惩戒与训诫意味。

所有的勤劳,都是为了变得再懒一点儿。

一位韩国教授来到中国对我说:“我发现你们中国人都喜欢边走边吃。”他所在的地方是北京的五道口,这里有搜狐、新浪、网易等网站,周围来来往往的都是在城市奋斗的年轻白领。他又说:“在韩国也一样,午餐时间只有二十分钟,每个人都狼吞虎咽,快快吃完。”

吃饭都如此仓促,更不用说抽出时间锻炼了。比起费半天劲儿找一个干净宽敞又便宜的运动场所,晚上在家吃外卖看美剧似乎显得要合理和划算很多。

中国人变得越来越勤劳,中国人也变得越来越“短”。对于与生存没有那么多关系的事情,人们越来越不愿意付出时间成本。“送货上门”贯穿着中国整个服务行业,“让您足不出户,就可以……”的标语显得越来越吸引人。

所有的勤劳,都是为了变得再懒一点儿。

中国要是再胖下去,该怎么办?肥胖从审美问题变成了一个健康问题,而现在已经上升为了一个道德问题。

2002年,一位来自威尔士的女士在横越大西洋的航班中被邻座的胖子挤到,导致胸腔积血、腿部肌肉拉伤、严重坐骨神经痛,她卧床一个月。为此,航空公司付给她24100英镑作为补偿。

从经济学层面来看,胖子也是给大家增添麻烦的一个消费品。2000年之后,澳航上的乘客平均体重增加了两公斤,为此,从悉尼飞伦敦要多耗472美元的油。

最忧伤的关于胖子的故事发生在德国,一家火葬场在火化一具440磅重的尸体时,火焰忽然失控,35尺高的金属烟囱都被熔化了。火焰失控的原因是因为燃烧的尸体脂肪含量过高,导致热量过高。把这个胖子的尸体烧成骨灰一共花了4个小时。

胖子不仅活着的时候挤压空间、抢夺食物、身上散发出让人不悦的味道,甚至死后都要给人添麻烦,连鞠躬道歉的机会都没有。

丹麦已经开始征收脂肪税,征税对象不是胖子,而是所有含饱和脂肪的产品,包括黄油、牛奶、比萨饼、油类和肉类。不免阴谋论地猜想,这是不是只是地球剿灭胖子的第一步?今年之后,胖子会像烟民一样,被隔离起来,不受公共场合的欢迎而惶惶如丧家之犬。

对于中国肥胖问题唯一保持乐观的人,是中国问题专家查尔斯·钱斯。他说,老年退休金制度带来的压力会因为肥胖人口的增加,而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因为肥胖的人较健康的人寿命短,所以可以少领取若干年的退休金。

以上这个原因给了减肥充足的理由:减肥吧,胖子,哪怕只是为了不给政府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