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与鲁迅曾有过这样的对话：“为您写传我肯定不是最适当的人，因为我不姓许。”鲁迅听后哈哈大笑：“就凭你这句话，你是懂得我的人。”
一句“你是懂得我的人”，可看出两人非同一般的关系。就是这位自称“不是最适当的人”，于1956年在香港写成并出版了《鲁迅评传》。
在民国历史上，像曹聚仁与鲁迅之间这样互相“懂得”的人，还有很多。
1939年夏，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读了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顺利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关于个中缘由，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从此以后，汪曾祺就在老师的帮助下一步步走上文坛，而后成为“京派小说”的领军人物。
他是最懂沈从文的人，在行军过程中，只带了沈从文的书，只想听这个人说话。而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沈从文死后，汪曾祺围着老师看一眼，再看一眼，然后，哭了。
丰子恺崇拜李叔同，两人的师徒之情天高地厚。1918年李叔同出家做了和尚，而为了回报恩师对他的培育和引领，丰子恺用自己的画笔，46年的时间和一段坎坷艰危的道路，实现了一个宏大的发愿，这就是直到现在还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六集《护生画集》。
丰子恺懂得李叔同。所以，有生死之约，一个写，一个画，后来李叔同仙逝，剩下的一个，继续画。即使在“文革”中，丰子恺成为“上海市级十大批斗对象”的时候，丰子恺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
国学大师陈寅恪晚年，在病榻上将编定的着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与学生蒋天枢。这被后辈学人视为他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蒋天枢是懂得陈寅恪的人，他也配得上这种信赖。
1958年，他在其《履历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写道：“陈寅恪，69岁，师生关系，无党派。……”这在当时来说，是冒着很大风险！
文人之间的“懂得”是一种千古知己的情怀；是一种“斯世同怀视之”的默契；如清风之于明月，虽无形，却自有一股清辉耀人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