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土地的原型为邢台县东石门村人，叫王同春，俗名瞎进财，字浚川。他是我国近代黄河后套的主要开发者之一。王同春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商业地主家庭里。五岁时，因患痘，一目失明。七岁入塾读书，因家境贫困，仅读半年即辍学。之后随父走西口、谋生于塞外，辗转于宁夏磴口一带，后被族叔王成收为嗣子。清光绪七年，王同春借银两租得蒙古某喇嘛地若干顷，自凿渠引黄河水浇灌。
渠成后，初名为王同春渠，后改名义和渠。之后，该渠继续北凿，越开越长，为便于经营，他就在名叫隆兴昌的地方，起筑房屋，后发展成为后套地区的五原县县城。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王同春在后套先后开凿了沙河渠、刚目渠、丰济渠、灶王河等渠，成就了一方的大地主。但需要说明的是，王同春成绩的亮点如蓝天之上一星之光，比起黄河涛涛的忻州人走西口，那只能称作河套地区的一朵浪花而已。
我不否定王土地的精神，更是不可小觑他的历史贡献。然而，他真的不能与晋西北忻州一带、特别是河曲县周边一带历史悠久的移民运动有可比性。从现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一带的后人们足可以证明了这一点。山西人走西口是因了昔日的晋西北地区，地瘠民贫，许多青壮年男子为养家糊口告别亲人，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口外寻求生路。而河北虽也有同样的因素，但河北从历史的角度看，必定是中原地带的粮食主产区，是历代皇帝长治久安、和谐天下的金库。
山西则不同，尤其是晋西北地区，从来就是汉匈奴与汉朝杂居的地方。东晋后期政权更迭，新兴九原县先后为前赵、后赵、前燕、前秦、西燕、后燕所占据。加上特殊的自然环境，真上民不聊生。于是，很多人一走多年，杳无音信，生死难卜，泪水谱写出悲凉的“走西口”小调不胫而走。如七月十五的放河灯亦由此而来，流传至今。现存的西口古渡遗址，见证了过去走西口的忻州人悲欢离合的苦难历史。
于是说王土地走西口是因了事业，山西人走西口则是为了活命。
二、
河北王同春与忻州河曲人还一段故事。有一位现代研究走西口的作者到内蒙巴彦淖尔盟采访时听到了杨家河的故事。
清同治年间，河曲人杨谦带着两个儿子流落到口外，先在准格尔旗租种土地，辛苦一年，所剩无几，果然是“球也弄不成”。后来儿子满仓，米仓长大了，死活要往后套走。老杨一家便搬到五原白家地，给地主揽长工兼卖豆腐为生。
说是那时候就有“河曲府谷人”的说法了。创作都很可能是那些做买卖赚大钱的晋吕侉侉们。杨氏兄弟听了大为恼火，一气之下扔了种地家伙，跑到五原子能商王同春的“同兴号”当了挖渠民工。先是受苦，直受得皮肉皲裂手上老茧半寸厚。后来便协助掌柜察看地形，观察流向，掌握水性，居然会画图纸了。王同春很赏识这两个河曲人，在开挖沙河渠时，任命杨满仓为该渠经理。此渠所经之地，多为沙丘，工程艰巨，技术难度很大。满、米二仓，不敢有稍微疏忽。完工时，王掌柜拈髯赞许，让他们单独包租了卜尔塔拉户口地，自行测量设计并组织地商佃户开挖了三条支渠。
羽翅既硬，杨氏兄弟辞别河套首富王同春，雄心勃勃地来到乌拉河灌区。兄弟俩对天盟誓，一定要独树一帜，发家立业，兴旺族门，的振杨家门庭，遂昼夜勘测，终于掌握了乌拉河东畔水流地质情况，绘制出开挖杨家河渠系草图。
此事经人告发，王同春不由大吃一惊。他一生修渠垦荒，所花白银在一千万两以上，是香火供着的神仙。杨氏兄弟勤恳好学，他是知道。开几条支毛小渠试试，也还未尝不可。但若要在乌拉河畔折腾，王掌柜就要过问过问了。
来到杨家住地，王同春大声喝道，自古河曲府谷人，球也弄不成！莫非你们吃了豹子胆，要来个水淹大后套？杨满仓赶紧应答，我们是为了王掌柜踩渠路哩，哪里就敢胡日鬼？王同春说，闲话休提，快把图纸交出来！接过图纸就要撕。撕的时候不由看了一眼。看了一眼就不撕了。
王同春毕竟是干过大事业的人。他知道这份图纸的分量。满、米二仓出言谦逊，他们的九个儿子茂林、文林、云林、春林、泽林、鹤林、占林、贵林、旺林小名依次叫一至一九荒盖者，却正如狼似虎地盯着他。王掌柜心头一震，引着杨家父子勘测渠路去了。杨家河定于次年开工。因沿途地亩皆为天主教堂所占，杨家遂派春林即二荒盖去与杭绵旗王爷及三盛公天主堂协商周旋。最后订立合同，渠成之后所得收益三成归洋人，每浇地百亩再向蒙人官府交白洋二十四元。杨家接受了这样的条件。一九一七年春，杨家河从后套黄河畔之毛脑亥开口。每挖一段，即随时放水，以所收水费支垫开渠费用。开挖中，杨满仓指点其子茂林即大荒盖采用川字形浚河法，为工程节省了一大笔资金。
不久，杨满仓因操劳过度瘫痪卧床。米仓和茂林带领其余子弟，四处奔走借钱，工程由杨春林掌管。开渠劳力从逃荒中挑选，无非是些陕北和晋西北的穷汉。渠工编为班组，每班三十人，每天出四十班，以所挖土方计酬。三年之后，工程耗资数万，杨家力单难支，只好再找天主堂求借。洋人添加两成收益，杨家只好忍痛答应。其时，后套鼠灾成患，民不聊生，杨家典了全部家产，依然债台高筑，只好放慢工程进度。渠工纷纷登门要钱，杨家诈称春林惊吓而死，且假设灵棚，大放哭声，把些善良的老乡哭软了，只好恼悻悻地散去。
开工七年，杨米仓因长年奔走劳累，病死在工地上。第二年，杨满仓熬得油干捻尽，也撒手西去了。大荒盖茂林在极度悲痛中，秉承父辈遗志，率领众弟兄继续挖渠不止。当干渠就要接入乌拉河时，茂林亦因忧愁劳累去世，一应重担落在春林身上。
到第十三个年头，杨家河终于竣工。干渠总长六十四公里，渠宽八丈，水深九尺。沿渠建有大桥五座。渠里可行舟船，桥上可走车马。有支渠四道，总长一百余里，可灌溉耕地一百三十余顷。
渠既挖成，杨家雇佣巡渠员五十人，昼夜巡查。一年放水七次，称为开河水、桃花水、热水、伏水、秋水、冻水、冬水。为防水患，还在各支渠口修筑了草闸，一时流行于河套地区。杨家河两岸，田畴绿野，村落点点，荒原顿时变为膏腴之区。杨家子弟每人拥地千亩，骡马成群，鸡猪无算。各有皆有店铺，且拥有大船数十只，往来于包头与河曲之间。
杨家事业垮在傅作义先生手上。傅将军一声令下，杨家河及方圆土地尽归了他所管辖的绥西水利。接管人一上马，即将草闸毁弃，为的是多放水多浇地多收银两。不想渠水肆意冲掏，良田变成一片汪洋。傅将军或许内心有愧，遂将杨家河所在地改为米仓县，也算他的一点老乡情谊。
三、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农为本”、“安土重迁”的思想倾向，即留恋故土不愿迁徙，但贫穷却迫使人们不得不踏上漫漫西口路。“走西口”虽然是迫于生计的无奈选择，但它却打破常规，在山西乃至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显示出难得的开放思想，这是一种思想的大解放。实践证明，很多走西口人开阔了眼界，走出了谋生的新路子，有的甚至在口外定居下来，家道兴旺事业辉煌。
俗话说“穷则思变”、“变则通达”，因此固然是“贫穷通走西口路”，但客观上也是晋西北人不甘贫穷的进取精神的一种体现。先辈们谱写的“走西口”这段悲壮厚重的历史，不仅仅是他们不甘贫穷的流浪史、迁徙史，更是坚韧不拔的苦难史、创业史，完全称得上是一部完整动人的西口史诗。
据考证，往日走西口的人们到了口外后，从事的职业多种多样。他们为了谋生，即使干最脏最重最苦最累的活也在所不惜。有的到后套拉骆驼为雇主运送货物，有的给当地牧民喂马养牛放羊，有的进入手工作坊当学徒，有的在店铺做伙计，有的做雇农包种土地，有的给有钱人家揽长打短等等，经年累月，大抵如是。凭着顽强的毅力，凭着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他们学到了许多生产劳动技能，锻炼了自己，有许多人都干出了一番自己的事业。
列宁说：“苦难是一所最好的大学。”正是我们现在的人不曾经历、难以想象的种种苦难，才造就了走西口人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给后人留下了这部生动、逼真、感人肺腑的西口史诗。
四、
与时俱进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导思想，昔日“走西口”的人们在主观上是不会也不可能有这种进步观念的，但是在客观上，“走西口”却无意中迎合了“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现出了一种非凡的开拓精神。
任何时代都要求社会与时代同步发展。明清时期，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不断增加，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萌芽亦有了一定的发展，忻州乃至整个晋西北也由过去的封闭逐渐转向了开放。以河曲为例，“走西口”使得河曲人跟外界交往较多，思想比较开阔，口里口外的经贸往来通过“走西口”而日益频繁。河曲城关曾是号称“小北京”的水旱码头，是晋、陕、内蒙古三省区的商品集散地，相当繁华。这些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二人台的发展、创新就是汉、蒙民族在“走西口”中民间艺术相互交融的结果。到过内蒙古的人会发现，内蒙古汉族人的方言和山西北部的方言很相似，这显然和“走西口”有着密切的关系。
“走西口”还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的开发，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体现出了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这一点是最为难能可贵的。总起来说，演绎三百余年的走西口历史，是晋西北和内蒙古中、西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中所体现出的“西口精神”：不甘贫穷的进取精神、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五、
“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近年来，每每提起走西口，人们无不赞赏晋商。这倒也无可非议。大大小小的晋商绝大部分都是经过艰苦惨烈的拼搏，往往还是几代人前赴后继的拼搏，才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辉煌；复盛公等大大小小字号所开展的商贸活动，在包头等城市的形成过程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人们似乎忘了，尾随于晋商之后的大批的戏曲艺人的西口之行，同样为包头、归绥和整个内蒙古中西部的繁荣和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之功。
提到走西口和内蒙古本部的繁荣、发展，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舞台上的“太春”，即那些或奔走于广场旅店、码头赌局，或放歌于茶肆乐楼、厅堂府邸，给人们提供了欢乐和愉悦以至精神动力的艺人。纵观古今中外，大大小小城市的发展历程，经济的繁荣无疑是先决条件，而文化的繁荣才是真正的标志，是照耀城市民展的光芒。很难想象，一座城市只有鳞次栉比的店铺和车水马龙的商贾，而没有娱乐场所和娱乐活动,没有歌吟，没有鼓乐，“终岁不闻丝竹声”，将是一种什么情景；
于是说，很难想象这样的城市还能否称之为城市，还能持久地繁荣，不断地发展吗？虽然，演艺并非文化的全部，但从走西口和内蒙古西部的繁荣、发展和实际看，艺人的出现和演艺活动的开展，同样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在包头等城市的形成过程中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走西口的艺人们大体说来又可为两股，一股就是人所共知的二人台艺人，另一股则是似乎还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的戏曲队伍。因为二人台基本属于“民间歌舞表演”或曰“民歌体秧歌剧”既无成套的表演程式，亦无固定的演出场所，演职员一般在十来八人左右，虽然也可以在城市演出，但更多的时候是活动于乡下和小集镇；而戏曲则有着较为完整的表演体系、较为齐全的行当配置、较为庞大的演员阵容、较为成熟的演出剧目，而且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演出场地，因而更适合在城市演出，与城市的关系也更为密切，在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更大。
论及戏曲与城市的关系，不能不提到戏曲与商贸的关系。有一句发谚，说“商路即戏路”。当我着手于北路梆子研究，探寻到晋剧早期的班社时，惊异地发现，从嘉庆至清末，在晋中一带出现的晋剧班社，大都由当地的财东承办。比如：云生班，也称荣生班，由经商致富的祁县财主岳彩承办；三合店，由榆次王湖村的三家煤窑主合办；舞霓园，由徐沟县粮商李玉和承办；三庆班，为祁县财主苏兴所承办；四喜班由榆次聂店财主王钺创办；聚梨园，由祁县财主渠源淦承办；此外的保和班、太平班、小梨园、乾梨园等等班社，都无一例外地由各类商人财东主办。
这绝非偶然现象，显然包含着一种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样几方面理解：首先，从大的方面看，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们不仅需要物质的满足，而且需要精神的享受，有看教育与娱乐双重功能的戏剧，在过去缺乏其他娱乐形式的时代，便成了最佳选择；
其次，就商家而言，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除断提高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外，还需通过别的途径塑造自己的形象，扩大自己的影响，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再次，站在戏班的角度考虑，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从诞生那天起就决定于经济基础，要生存发展，必须有所依托、依附。于是，商贸和戏曲的结合便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二者便犹如一对相伴相生的同胞兄弟，互为依存，并共同支撑起一个地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生共荣的大厦。
这样说，有的同志可能会摇头。仅仅一个戏曲便能支撑起一座城镇精神文明的大厦？当然不能。但就狭义的文化而言，在当年包头、归绥的城市文化中，戏曲确实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占有一种统治性的地位。从史籍记载和大量的边塞诗歌中我们可以得知，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整个内蒙古中西部地区都是人烟稀少、气候恶劣的古战场，文化的发展非常缓慢，演艺活动几近于空白。直至清统一全国之后，这里的经济、文化才逐渐繁荣起来。这一繁荣首先得益于一个个商号的创立和一条条“商路”开辟，而“商路”的开辟，便又自然而然为“戏路”的拓展创造了条件。
于是，当晋商车拉、船载、骆驼运，把一批批货物运到口外的时候，紧随其后的便是一个又一个戏班的“西口行”。山西梆子老艺人曾有一句著名的行话：“生在蒲州，长在忻州，红火在东西两口。”便非常准确形象地概括了这一远征行动。以包头地区为例，戏曲的流入大约是在乾隆末年，亦即大规模的走西口移民大潮开始之后，先是在萨拉齐“小试身手”，出现于各种庙会上。同内地一样，口外城乡同样建有许多供奉着百姓信奉的神祗的庙宇。据不完全统计，清朝年间萨拉齐共有庙宇209座，遍布城关乡镇、水陆码头。这些庙宇，原先是大都是纯粹的庙宇，而当晋商出现之后，便有半数以上建造了专供演戏的乐楼。庙会期间，晋商从原籍请来戏班，一面酬谢神恩，保佑生意兴隆，一面扩大影响，进一步广开财源，故萨县自咸丰以来，商业发达，戏曲活动亦十分频繁。
尔后，随着黄河码头的西迁，包头逐渐成为北通蒙古、新疆，西达宁夏、甘肃、青海之商贸中心，商业亦由原来只作旅蒙生意的行商，转向开店设庄。到清末，包头的商业、手工业已出现“九行”、“十六社”。这么多的行会，出于各自的需要，纷纷集次建庙，敬神演戏。按照行会习俗，从正月初二接财神演戏。按照行会习俗，从正月初二接财神演起，社戏开锣，各大行会接台逶迤演下去，一直唱到入冬方休，由此我们便可想象得到当时戏曲演出的兴旺景象。
但戏曲的演出活动并未止步于此。市面的扩大，商业的繁荣，导致人口剧增，市民阶不能满足实际需求，于是市面上便又出现兼营戏曲演出的“戏馆”和“茶园”。所谓“兼营”，即戏曲的演出仍作为招徕顾客的手段，戏班受雇于店铺，并非自身经营，戏馆与茶园的主业仍以饮食为主。不过，这却大大拓展了戏班的活动空间，使之有了一片全新的天地，亦为其更大发展创造了条件。因而，当京包铁路全线通车之后，随着包头市面的进一步繁荣，戏剧越来越显示出其不意自身的经济价值，不再满足于充当助人发财的工具，开始走向“独立”。原来只把戏曲当作招徕顾客的店铺，也及时改变经营方式，由餐饮为主而转为专营戏曲演出。原来的戏馆、茶园，则有相当一部分成了专门的戏曲剧场。
既要满足依旧盛行的行会演出，又要支撑数量繁多的专营剧场，无疑得有一支庞大的演出队伍。在这支队伍中，长期占据剧场并充当主角的是山西艺人。本来，最初进入内蒙古中西部种还有京剧、秦腔、河北梆子以及豫剧。但由于浩浩荡荡的走西口队伍中，晋人的队伍最为庞大。特别是承担着戏曲经济基础的晋商，无论是人数还是资产，都占据着口外市场的大部分。他们的喜好，便也决定了演出市场的导向。所以当京剧、秦腔、河北梆子、豫剧像一阵见般刮过后，包头、归绥、丰镇，集宁、张家口等地的舞台上便大浪淘沙般只剩下了山西梆子——初以形成于晋北的“慷慨激昂不寻常”（郭沫若语）的北路梆子渐占优势，这也就是北路梆子老艺人所说的“红火在东西两口”。
“红火在东西两口”的北路梆子和中路梆子艺人，有相当一部分是学艺于口里，成名于口外，并涌现出一大批技艺超群、成就卓著的表演艺术家和杰出演员。如被誉为“状元三年一个，十三旦盖世无双”的“梆子泰斗”侯俊山（十三日），号称花脸泰斗的张玉玺（狮子黑），以唱工见长、驰名老生孙培亭（十三红），誉满晋北的焦玉生（十六红），文武全才、唱做俱佳的赵雨亭（金兰红），以刀马为主、兼顾各行旦角的李子健（独庆）及其师兄常兴业（满庆），“宁叫阎锡山不坐了，不叫水上漂不唱了”的王玉山（水上漂），刘氏兄弟刘明山（五月鲜）、刘宝山（十二红），以及贾桂林（小电灯），李桂林（花女子）、杨丹琴（筱桂桃），冯金泉（十六红）、邓友山（舍命红），高旺（高旺黑）等。
毫无疑问，正是走西口，为这些艺人提供了施展才艺的广阔天地；也正是这些艺人，创造了内蒙古中西部戏曲艺术的辉煌，给“走西口”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和神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对包头、归绥等城市的形成，对内蒙古中西部的繁荣和发展所作的贡献，像晋商一样是不可或缺且无人能够替代的。他用们用辛苦、汗水、心智、才华所铸就的戏曲文化，是西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永远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