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我们一群基本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湖鸭子一般涌到了湖乡农场。
读书的时候基本不读书，学工学农，车间清铁屑、田间插稻秧、河堤担泥土……当然也没怎么苦力的干活，无案牍之劳形，有泥土的芬芳，不时还有快乐的嬉笑。嬉笑着不大读书的最大好处是全班没有一个戴眼镜的。
来到队上的那个黄昏，却看到了一位戴眼镜的农夫。镜片反射着血色残阳的红亮光晕，把他一张很男人气的国字脸映衬得生机勃勃，这眼镜的另类效应，再加上高高的个头，使他在收工回来走在窄窄田埂上的一长溜男女劳力中透出一种鹤立鸡群的味道。
很快，我们弄清了他姓史，史什么弄不清，也不必弄清，反正全队老小都叫他史眼镜。不几天，我们跟他熟稔了。在他家里打牙祭，听他摆龙门阵，一盏煤油灯灯芯拧出老长一截，窗外悠悠荡过来的微风摇曳着还算明亮的灯光，不时打在他的眼镜片上，一霎一霎地闪烁着有几分莫测高深的光波。
毫无疑义，史眼镜是一个农夫，一个有家有室有儿女的农夫。守候着一间”茅檐低小“、门前茵茵草的泥墙草顶房，一个婆娘两个崽女，还有成天用来挣工分的广袤田畴。乍一看家徒四壁，可吃饭、干农活的家什还是一应俱全。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牛犁耙、插秧割稻、脱粒扬场、手挖肩挑、开渠筑堤无所不能无所不精。工分底分自然是拿足十分，农忙时双倍完成定额每日赚20分工也不在话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可是个地地道道的农夫。
然而，从他的眼镜、从他言谈举止间不经意流露出来的气质，很难看出他是一个农夫。就算裤腿挽得高高的，出水就有两腿泥，周身也没一个泥点点，一身洁净却不耽误高效率干农活。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他嘿嘿地笑了两声，然后很贫下中农范地用裁切得很小的薄薄细细的草筋纸，把廉价的烟丝熟练地卷成喇叭筒，递给我们中的一两个小伙伴，自己叼一支，一根火柴点燃三支烟，几个人吞云吐雾一番之后，史眼镜的话匣子才正式打开——
从本质上来说，在湖乡农场干农活的都是农夫，你们初来乍到的，也是，不过是打着知青牌子的新式农夫。我是农夫，就像你们说的戴眼镜的农夫。可我同时也是知青，是1958年下放的上海知青（呃，我说小周不要把嘴巴张得这么大，能伸进去一个拳头似的）。是呀，是比邢燕子还早。高中还差一年毕业，祸从口出，差一点打成右派，因未满十八岁，逃过了这一劫，可逃不过接受再教育。就这样来到了这里，一呆就是十几年了。
刚来的那一年，我可不像你们这样热热闹闹，几十个人蜂拥到一个队上。我可是落难的孤雁一只，队部的一间小茅屋对于我来说也显得好大好空落。白天干得肩酸背痛，夜晚对着无边的黑暗，脑海里走马灯似的转着平白无故遭受的政治打击，除了操起二胡拉几曲刘天华、阿炳的曲子以外，就是长吁短叹，抑或是孤狼一样地狂嗥几声。现在回想起来，至少有上百个夜晚，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过了好久，我才知道，其实那些个日子，我也并不是孤独的。有一位质朴清秀的村姑一直默默地谛听我的琴声，当然也在关注我这个制造琴声的人。她家就在我隔壁。琴声在她父母听来，十分聒噪烦人，好几次都要赶到我窗前出面制止，可每次都被她拦住了，说她就喜欢听这个，比那些个花鼓腔的样板戏和本乡花鼓戏要好听不知多少倍。有几次趁她父母睡了，还悄悄跑到我窗外，偷偷打量我几眼，其实看到的只是一个黑影，剪影，更多的时候是背影，偶尔也有侧影。后来，这个念过高中的姑娘不止一次地说正是我这拉二胡的侧面剪影，还有我拉出来的琴声，不知为何产生这么大的魔力，让她日夜守候着，夸张一点说还有点让人痴呆入迷的味道。
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发觉身后有一道看不见的影子在为我做了些什么。有时候插着插着秧，中午回去睡上一大觉，下午再来田头，发觉田园自动化似地多了好一片“绿地”。类似的情形在收割季节也不时出现，吃饭时离开田头，镰刀草帽搁在一块，返回时往往多出一双雪白的纱手套。夜晚带一把二胡独自出去散步，对着一大片稻田或棉田狂吼长啸，应和着青蛙蟋蟀们的歌唱即兴胡乱拉上一曲，然后回到自己从来不锁门的窝，油灯一点，发现狗窝变人居了，窗明几净，脏衣服全都洗净一一晾晒在屋檐下。我想我史眼镜一向独往独来，怎么会招人青睐，以致有“田螺姑娘”暗中光顾呢？
有一回我留了个心眼，照例带琴出门，迅速消失在黑暗中，不到半个时辰，悄然折回来。无声无息地缓缓推开门，“田螺姑娘”这下可被我抓了个现行：油灯下，这位清秀村姑正弓着腰，从床底下翻出衣裤袜子一大堆，装一脸盆，伸直脊梁站起来一转身，明媚的目光就撞在我500度的近视镜片闪烁的光波上，那一刻，我感觉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美的目光，最让人心酥的眼神交流……
就这样，我们很快走到了一起。对于她，同我这样一个仅次于右派的有政治污点的人结合在一起，是要冲破重重阻力包括同她父母彻底闹翻的风险的。对于我，残存在内心的一点点返城、返回大上海的侥幸，同眼前这个姑娘比起来，简直不足挂齿了。我明白了就我这个现状，即使返城了，也仍然逃不脱孤独终身的命运，我就把我的终身绑定我心爱的姑娘，守候湖乡这块多情的土地吧。
也不知她怎么斗赢了父母的，也许是两位长辈爱女心切，再加上内心深处也并不在乎这类看不见摸不着的政治问题吧。总之我们很快完婚了。我实打实地感觉到，婚后，自己简直变了一个人，所有的孤独愁闷，全都逃往了爪哇国，代之而起的是爱。爱我的爱人，爱我队上的农夫，爱这片土地，真的，像艾青一样”……眼里常含泪水……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我不含泪水，戴着眼镜的我，更加真切更加动情地用目光加镜片光抚摸这片土地。
几年后，我们在收获越来越多工分的同时，顺势收获了两个可爱的娃娃。哦，不，应该是三个，没看到你们大嫂的肚子又鼓起老高了吗？
我们这一帮子，没有读过什么书、自然也没读过什么有震撼力的爱情故事，那个晚上，用耳朵读了史眼镜这近乎传奇的的爱情故事，没有谁不被深深震撼了。爱情，是多么的美好呀！美好得把幸福播撒在这篇辽阔无垠芳香四溢的沃土上……
接下来的几年，我同史眼镜大哥学到了不少农活，特别是既能提高工效又不把自己弄成个泥猴的一些诀窍，还受他的感染，读了一些书，其中不乏水稻棉花栽培、田间管理方面的农书，甚至连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他也给我讲解了好几个章节。
熟读农书的史眼镜，可不是抽象地守候湖乡，也不会就农业问题泛泛而谈，而是通过他爱人、通过其他农夫的口耳相传（他本人因所谓“政治上有污点”而无从公开谈论），为队上贡献了不少春耕夏初秋收冬藏的合理化建议。建议即便只是部分地落到实处，也产生了令人大开眼界的实际效应——粮棉单位面积产量明显高于邻队，我们的支书队长屡屡被分场树为典型，出席农场乃至地区农业学大寨先进个人表彰大会。
史眼镜永远是漠视荣誉的，他说如果把荣誉当成一种果实，他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事实上，就他当年政治处境而言，也是没有问鼎收获的资格的。当年，对于我们知青来说，这果实还包括我们知青趋之若鹜的返城。有一次我还试探着问他，这几年来，一拨又一拨的知青返城了，你也是知青，而且是咱知青的祖师爷，不如活动一下，也把自己“返”上去吧。可他只是轻轻摇摇头，淡淡地付之一笑，什么也没说。
我明白他的土地情结了，当然我不是第一次明白，这一次只是进一步明白他绕上这种情结也已到了一种痴迷的地步：他的幸福，他和他爱人的幸福，他全家的幸福，大抵是要永久性守候且扎根在这篇沃土了吧。
时间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去年冬天我回农场队上，首先就打听咱眼镜大哥，是否一直守候着这里。还没问两个人，就看到了他，却没看到他的眼镜。年逾古稀的他，因老花与近视的博弈，折中出的结果是他竟然要同长相厮守几十年的眼镜拜拜了。不是听另一位当年的湖乡好友介绍，我还真认不出他了。
是啊，岁月催人老，白发白须，眼镜取下了，换谁谁也难辨认了。可一经重逢，他依然笔挺的脊梁、依然坚毅而睿智的眼神，说起话来依然是三句话不离农事的“土语”……这一切，多么熟悉，多么亲切，活脱脱把当年那个气质不凡的眼镜农夫推向我的眼帘。我除了一如既往肆无忌惮地叫他“史眼镜”之外，也不晓得用别的什么称呼来叫他，来表示我的亲昵了。
哦，戴不戴眼镜，他永远是我的眼镜大哥，守候湖乡的眼镜农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