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岁写作、9岁出书、12岁开设媒体专栏，过去的20年，她活在母亲为她营造的文学世界里。成名之后，她是微博上坐拥700万粉丝的大V，但是她说自己并不愿意追赶变化的时代，越来越反感扮演他人眼中的“天才”。
“一个不再年轻的天才少女，和一个没有作品的青年作家。”公众人物里，很少见到像蒋方舟这样“自黑”得透彻入骨的人。在高强度的社会注视和自我价值坐标中，她更竭力避免“伤仲永”的悲剧。
“这些故事讲腻了。但在我写出好作品之前，也只能靠这些故事引起读者对我的兴趣，和表演吞火球、钻火圈没区别。”蒋方舟说。
年近三十，她开始释放出一种坚毅——坚决不开微信公众号、不想让婚姻生活冲淡写作激情、执着于写作不动摇、坚决不进娱乐圈。
“到目前为止，我也未有一部自己能够面对而不感羞愧的作品。”出道20年，蒋方舟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终于从一个“钻火圈的杂技演员”，成功进化成“32岁前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的普通写作者。
25岁成为普通人
8月中旬，蒋方舟新书《东京一年》出版，各大书店迅速被一片红色包围。红色封面的《东京一年》被摆放在畅销书区最显眼的位置，一半得益于出版社积极地宣传造势，而另一半，是由于“天才神话”所带来的人气。
少年出书、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有了这些元素，就足以构成一部天才神话故事。
这是蒋方舟最害怕的事情——被贴上“天才”的标签，就意味着失去了做普通人的资格。在她看来，这都是少年写作和成名的苦果，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高中时被同学孤立，第二次是成年后，大多写作者还处于文坛新丁的年龄，她却要开始面对“江郎才尽”的质疑。
在知乎上，有一个问题：少年成名是什么感觉？
蒋方舟的回答获得了两千多个赞，她说：“无人时也觉得有人鞭抽棒打地在后面催促自己，或是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自己的人生进展，不怀好意地，于是总是提着一口气，担心不进则退。”
这是一种骑虎难下的感觉，以至于24岁时，《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出版后，在豆瓣上看到有人说“9岁是天才，15岁是才女，25岁就是普通人了”，她忽然松了一口气。
这一口气，她已经提了20年。不到7岁时，一个夏日的夜晚，蒋方舟被妈妈告知一条新“法律”——每个小学生在小学毕业之前，必须出版一本书，否则就会被警察抓走。父亲是一名铁路乘警，顺手拿出一副手铐，假装铐在她手上。
她吓得大哭起来，在泪水中写下自己的第一篇文章。总共600多字，花了整整8个小时。妈妈看完后，对她说了4个字“你是天才”。这4个字改变了蒋方舟此后的人生，“既是鼓励，也是诅咒。我被指定为天才，所以我要有能力成为天才”。
于是，蒋方舟按照天才的步伐行进。9岁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小学毕业前完成了出书的愿望。12歲那年，她开始写专栏，突然有一天发现报纸上一个整版都在写她，说她的文章语病连连，语言太随心所欲，“我意识到自己出名了，虽然是质疑和批评”。
那一年，她的散文集《正在发育》出版，随后又有《青春前期》《邪童正史》等陆续出版，几乎是一年一本的速度，在进入大学前已出版9本书。她因此被贴上“神童”“天才少年”的标签，不得不接受人们对自己的评头论足，包括生活和写作。
大学开学时，蒋方舟第一天去清华报到，她背着一个山一样的大包，“一路上听到的都是失望的哀嚎”，大多数人会说“原来你就是蒋方舟”。
“时常觉得自己像个马戏团表演者般被围观，是一个站在低处的被参观者。”她越来越想成为一个普通人，逃离现有的生活，以及少年写作带来的名气。2016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她去东京文化交流，她想都没想就应下来了。在异国他乡，镁光灯和注目离她远去，她成了“走在大街上，单纯因为可爱被搭讪”的普通人。
28岁未成年
少女时期的蒋方舟在看卡夫卡、米兰·昆德拉、尼采，而现在看“怎么画眉毛”“怎么穿衣服”。
她说自己小时候是被剥夺性别的，13岁开始发育时，她脱光衣服站在镜子前，想看看自己的身体到底是什么样子，结果妈妈大喊一声：“你在干什么？赶紧下来！”她受到惊吓，整个人从凳子上摔下来，留下严重的心理阴影。
第一次有自己的衣服，是12岁，一件红色夹克，大概穿了三年，直到袖口已经磨破了才被淘汰。三年就穿那一件，审美在少女时期被完全屏蔽。
直到20岁左右，有人叫她“美女作家”，她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长相。在《圆桌女生派》节目中，她说自己现在还是未成年“少女”。每天写作前，都需要依靠网购半小时来给自己加满血槽，她不太看包，但喜欢看衣服和鞋子。迟来的青春期在她体内复活了。
蒋方舟的几段恋爱经历都不太顺，初恋是个理科男，当时她看到自己直到21岁还维持着出厂设置，生活和性格也越来越闭塞，内心十分焦虑，“恨嫁到哪怕是条狗也可以谈一下”。
“谄媚。”蒋方舟经常这样形容自己，“太希望别人喜欢我了。”因为年少成名，习惯于取悦他人，希望被别人认可、喜欢。“别的小孩可能9岁就叛逆，我9岁写东西出名，被人喜欢成了工作的一部分，所以这个阶段就特别长，说难听点儿就是圈粉。”尽管每一拨自黑之后都会招来各种“心疼”，但这并不妨碍蒋方舟继续自爆。
她明白了自黑的源头是不自信。“我感知到了自己的弱势，我不确定能不能抵抗，所以寻找了一种单一的策略去面对所有人，就像有的动物，你一碰它就躺在地上缩成一团，意思是你不用打我，我都已经躺下了，然后别人就会说，好萌、好可爱。”
意识到这一点后，现在的她“能够更加诚实地对待自己的感受和认识”。她说正在学着在该谦卑的时候谦卑，该表现出自己真正的锐利时，也不妨表现出自己的锐利。
自我价值坐标
蒋方舟不害怕别人议论她的长相、性格、恋爱，甚至热衷参与讨论自己的话题。
真正害怕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说她在写作上没有成长。“写了这么多年，也没有进步，这真的会让我害怕。”她说现在还是非常努力地想要写一个她心目中能够代表时代精神，或者说一些共同记忆的作品，“像余华的《活着》那样”。
这是她的一个心结，她依然记得小时候看那些文学作品的震撼，“我觉得写的就是我，我还是难以忘记”。
2016年9月，蒋方舟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创意写作研究生班，重新当起了学生，老师当中，有阎连科、梁鸿，还有同为80后的张悦然。她坦然：“我自己没有写过长篇小说，而悦然能写成，并且写得好，在这方面她本来就是老师。”
“从十六七岁开始，成人世界就不断地给我划出各种，他们觉得我应该走的路，比如媒体人、公共知识分子，比如说你还可以做一个更多元的人，还可以写剧本、演电影。”但这些都不是她想干的，她想干的，还是写小说。
蒋方舟听过一个“特别惊悚”的故事，说阿拉斯加雪橇犬在雪地上走的时候是没有坐标的，它可能以为自己一直走的都是直路，但其实方向已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她害怕自己成了一个没有坐标、原地打转的人。为了避免迷失，她给自己找了一个坐标——写作，达到她内心认可的标准。
“一个作家应该在30岁之前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30岁当一个作家是合适的年纪。”蒋方舟越来越相信米兰·昆德拉的说法。她正在写一部长篇，如果顺利，可能2018年出版，那时她将29岁。“想到马上30岁，我不恐惧，反而很高兴。我将它视为一个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