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飞机上看书，无意中翻到一张照片。这个人我不认识，却在看到时愣了一下：很少能见到这样恬静沉毅的脸，真好看。
看完才知道，我们这些知道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等的人，原本都应该知道他——他，是他们的老师。
是他，破格选送年仅19岁的李政道去美国。李政道后来回忆说：“他决定了我的命运。”也是他，让还是初中生的华罗庚在清华算学系任职，然后又将他送去英国深造，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
那是烽火四起的年代，但后来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这些人，都是他在满地的焦土上栽下的桃李。可是，我为什么不知道他？
（二）
他生在上海，父亲是旧式文人，让他从小读经史子集。他幼年已经以君子慎独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他讷于言，但一生都保持着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
1915年，他在清华上学的时候，成立清华校史上第一个学生团体——科学会。每两周一次的科学报告会，涉及的范围极广：苹果选种、无线电报之设备、测绘法……他当时不过17岁。
1918年，他留学美国，后来在哈佛大学读博士。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实验结果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十几年之久。这一年他23岁。
（三）
27岁时他回国，在清华执教，担任清华物理系主任。那时学物理的人非常少，第一届有4个学生，到第三届就剩下1个了。即便面对只有一个人的课堂，他也兢兢业业，从未放弃。那时，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从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学者。冯秉铨等人毕业的时候，他对他们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他不光栽种，还要育土。1929年，他组建清华理学院，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地学六系。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第一次有了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
那点学术的嫩芽，是石头底下顶上来的！
（四）
他终生未娶，唯与学生亲厚，当中有一人叫熊大缜，与他有深厚情谊。可就是这个最亲的学生，给他带来了无尽的灾难。“文革”时期，已年近古稀的他，因为熊大缜涉嫌与国民党特务有瓜葛而受牵连。他在狱中一年半，出来时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当时中关村一带，有不少人都见过他。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向一些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苹果，边走边嚼。
后来他渐渐恢复一些神智。有一次，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他，就上前跟他打招呼。老师一看到他，马上就说：“以后见到我，躲得远远的！”钱三强深知老师的用意，他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老师是怕他受牵连啊！
（五）
1977年1月，他去世。20世纪80年代，他获得平反。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得住脚。几十年过去了，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让我这样的后代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头的世界上。然而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
照片还在眼前，他是如此温和地看着我，不求理解，不加责问，却那么沉重地压在我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