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是一位在國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思想家、文艺理论家。解放初期的一天，他忽然接到了复旦大学的通知——聘请他到复旦大学兼课，因此，王元化就成了复旦大学的兼职教授。复旦大学是怎么想到要聘请王元化做兼职教授的呢？王元化一直不知道。直到多年以后，他读到了唐弢先生的《狂狷人生》，才恍然大悟：“最近读到前几年唐弢先生为纪念绍虞先生而作的《狂狷人生》，我才知道建国初负担中文系聘我去兼课是出于绍虞先生的举荐。那时我们并无来往，后来绍虞先生也未向我提及此事。”据王元化在《记郭绍虞》一文中记载，二人从六十年代初就开始了交往：“我向绍虞先生请教问学，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此可见，二人的交往时间很长，可是，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郭绍虞先生对于自己曾经向复旦大学推荐过王元化一事却只字未提。
类似的事，在史学家陈寅恪身上也发生过，而且至少发生过两次：著名历史学家劳干早年毕业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傅斯年是他的上司。1949年，劳干去了台湾，仍在史语所任职，傅斯年因病去世后，他参加了傅斯年遗稿的整理工作，有一天，他在傅斯年留下的一本书中看到了一张便条，是陈寅恪先生写给傅斯年的，便条的内容，是陈寅恪向傅斯年推荐劳干，劳干看了这张便条后，感动万分，因为此前，他从来没听说过这件事，与陈寅恪交往多年，陈寅恪也从来没向他提起过，如果不是这次偶然的发现，他永远也不会知道陈寅恪曾经默默地帮助过自己，他因此对陈寅恪更加充满了敬意。历史学家王永兴教授是陈寅恪的弟子，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王永兴曾在清华大学任讲师。1990年，清华大学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一套“纪念文集”，有一天，王永兴查阅清华校史档案，无意中发现了一封信，写信的日期是1947年，是陈寅恪给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信的内容，是希望梅校长为王永兴解决住房问题：“思维再三，非将房屋问题解决不可”，否则“弟于心亦深觉不安”……王永兴拜读罢这封信后，“大梦初醒，悲感万分”，因为这件事陈寅恪从来没有向王永兴说过。后来，王永兴写了《种花留与后来人》一文，表达了对陈寅恪先生的感激之情。
一般的人，在给了别人帮助后，就会邀功买赏、炫耀自己的功劳，但郭绍虞和陈寅恪两位先生却对帮助过别人的事只字不提；帮助别人，但施恩不图报，这就是大师做人的境界。这种境界，使他们的人格修为达到了令人仰望的高度，也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诠释了“大师”两个字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