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岁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关于志愿者、红丝带的介绍。于是我去找志愿者索要红丝带，还主动去西双版纳的志愿者协会注册。
2006年，为了能更好地参加红丝带行动，我加入了一个志愿者QQ群。群主在QQ上问了我好多关于艾滋病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一个也回答不上来，但我会“百度”他的问题，然后复制粘贴。
他盘问了我将近两个小时，最后被我的热情打动。就这样，我死缠烂打地跟着志愿者哥哥姐姐们参与到防艾宣传工作里了。
其实，真正让我决心要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的是一次刻骨铭心的见面。
我跟着志愿者去了寨子里，给艾滋病患者的家庭送慰问品。有一家男主人，因为吸毒交互使用针具感染了艾滋病，又通过性传播把病毒传染给了妻子，妻子又通过母婴传播把病毒传染给了孩子。
我们去的时候，男主人已经不在了，女主人躺在床上，小女孩蜷缩在角落里。送完东西要走的时候，小女孩拉住我的衣襟，给了我一包东西。打开来，是钱，用卫生纸包着，一毛、两毛、五毛、一块的钱。我问她：“你给我这个干什么？”小女孩说：“哥哥，给你这些钱，你能救我的妈妈吗？妈妈会死吗？”
我当时就哽咽了。我不能告诉她“你妈妈会死，而你最多也只能再活两年”这样的话。
从此以后，我才坚定了继续这项事业的决心。我是带着一颗不忍之心真正进入公益领域的。
在西双版纳的几年，我跑遍了每一个村寨。有一次，一个猎人追赶一只动物，我就跟着他，试图阻止他猎杀动物。就在他瞄准动物，准备扣动扳机的时候，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用身体去挡住他的枪眼。
我告诉他，不能杀害野生动物。这时，他的一个举动让我一生难忘。他跪倒在我面前，说：“如果我今天打不到猎物，我家这个月的经济来源就断了。我有父母，还有上学的孩子。”我当时心里很难受，同时也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是公益还是环保，首要的是保证人生存的权利，空喊口号是不行的。
从那以后我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工作方式，我去村寨里宣传环保，不再是拉上横幅让大家签名宣誓，而是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比如教他们如何省钱，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源。
从12岁到18岁，6年间，我跑遍了西双版纳，撰写了《西双版纳环境保护报告》。
2009年，我18岁，告别了西双版纳，到山东读大学。在烟台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刚从工地上回来的农民工，他无论是上公交还是进超市，总有人躲着他，避开他，就因为他一身的灰尘。我想看一下他住在什么地方，是一种怎样的生存状态，就一路跟着他，跟他聊天，到他住的地方看了一下。
临走的时候，我提出要跟他握手，他把手背到后面，意思是说他的手脏。突然，他一下抱住了我，哭了。他说，我是这个城市里第一个主动提出跟他握手的人，也是第一个跟他拥抱的人。
其实，任何一个公益活动都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也会有人问，你做这些公益事业，自己得到了什么？
我觉得做公益，不是为了自己得到什么，而是能让别人得到什么。正常人的人生长度都差不多，在这有限的生命时间轴上，你能怎样拓展自己的生命，就能多大程度地实现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