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俊义生在北京大名府，长在一个大富豪家里，“祖宗无犯法之男，亲族无再婚之女；更兼俊义做事谨慎，非理不为，非财不取”，加上凛凛的仪表，超群的武功，江湖人称“河北玉麒麟”。这样一个纳税大户、偶像级的“青年企业家”，即使搁现在，也少不了是工商联代表、河北省十大杰出青年，怎么可能跟宋江上山打游击？但当时的情况是，梁山自晁盖死后，群龙无首，宋江想找一个名望很高的人来提高梁山领导层的人气指数，于是就锁定了这只“河北玉麒麟”。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为使卢俊义入伙，宋江、吴用可谓煞费苦心。宋头领先是派吴用假扮成算卦先生，在卢家墙上留下反诗一首，嫁祸于人，哄骗卢俊义远走千里，进入梁山的埋伏圈；绑架上山后，对他的家人李固说：“你的主人卢俊义已经入伙梁山，并当了‘二把手’，你们赶紧回家自谋生路去。”实际上就是暗示李固告官，留下卢俊义在山上“喝茶”四个月。
等卢俊义“喝茶”归来，李固与他的妻子贾氏已经勾搭成奸，二人将卢告发，卢旋即被打入死牢之中。
以往的教科书在概括《水浒》的主题时总用一个词，叫“官逼民反”，实际上梁山一百单八将大部分是“公务员”或“半公务员”，像李逵这样的“合同工”在《水浒》里是很多的，反而像卢俊义这样纯粹的“民”不多见。在《水浒》中出场时，他虽然富甲天下，但在官府中没有任何职务，而梁山集团——这伙武装起来的“民”在逼他造反时，和高俅等人利用国家机器逼林冲其实一样残酷，一样不择手段。所不同的是，“官逼民反”使用的是国家暴力，“民逼民反”使用的是民间暴力；但不管是“国家暴力”，还是“民间暴力”，都是“暴力”。“暴”法不一，但“暴”的实质则一。
我的问题是，一样的仗势欺人，一样的漠视生命，为什么高俅、蔡京遭人唾弃，遗臭万年，而宋江吴用却广受好评，绵延至今呢？原因只有一个：宋江有高尚的目的，而高俅没有。
在尊重生命、尊重个体价值的自由主义者看来，手段就代表了未来的目的，不存在一个手段黑暗的光明目的，也不存在一个目的崇高的卑下手段。如马丁·路德·金所言：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而在迷信权力，信奉集团道德的极权主义者看来，手段和目的是可以分开的。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后，目的又可以证明手段正确。这样，不管是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只要高悬起一面“替天行道”的大旗，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杀人放火，明目张胆地攻城略地。为拉一个人入伙，可以把这个人害得家破人亡；为救一个人，也可以让全城百姓涂炭，尸积如山。
《水浒》写宋江为救卢俊义出狱，带领人马攻打大名府。城内“四下里十数处火光亘天，四方不辨”，最后连职业刽子手蔡福都看不下去了，对柴进说：“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残害。”可等柴进寻到军师吴用，传下号令时，“城中将近伤损一半”。施耐庵还以赞赏的笔调写道：“如花仕女，人丛中金坠玉崩；玩景佳人，片时间星飞云散。瓦砾藏埋金万斛，楼台变作祝融墟。可惜千年歌舞地，翻成一片战争场。”梁山军马撤离后，大名府一把手、“官二代”梁中书写表申奏朝廷：“抄写民间被杀死者五千余人，中伤者不计其数。各部军马，总折却三万有余。”也就是说，此次浩劫共造成军民总死亡三万五千多人，伤残者根本无法统计。
现在，我们姑且认为宋江救卢俊义是正义的，但为这棵正义之树的成长，要用这么多无辜者的血来浇灌，也未免过分了些。就算宋江真的认为自己在“替天行道”，可“天道”非要把人逼入绝境才能“行”吗？卢俊义在自己家里不能“替天行道”吗？非要到梁山上凑在一起，而且非得凑够一百零八人才能“行”吗？看到大名府的熏天烈焰，尤其是看到数万条生命横死街衢，我想天若能言，天一定会说：“我的道是这样的吗？谁打发你行这样的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