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阅读，手指轻敲，随后露出一抹微笑。这就是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手机政治哲学。
比如2011年3月，安哥拉·默克尔在出席汉诺威计算机博览会时突然得知，陷入论文抄袭丑闻的国防部长卡尔·特奥多·楚·古藤贝格想要辞职。总理用拇指按了一下手机键盘，带着满意的表情把手机递给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长安奈特·沙万（当然，那时候沙万部长还没有今天的困扰。她的博士论文也被认为是抄袭，母校杜塞尔多夫大学收回了她的博士头衔），她读过之后，把手机还给总理，一切悄无声息，两位女士又开始关注博览会。
如今，这个欧洲最有权势的女人通过拇指进行交流，她和对手、朋友和同事之间的无数短信，引起了司法专家、维权人士甚至档案管理员的关注。“AM（安哥拉·默克尔）”缩写标志着柏林政治的硬通货，通过总理的“短信服务”，政治家的职业生涯得以建立或结束，和反对派斗智斗勇，促成政治家之间的和解。
总理可能会让她震动世界的通信往来在手提袋中消失吗？直到今天都没有人把短信归档。只有当短信成为档案的一部分，它们才能藏在档案馆中为后世所知，而只有这样，感兴趣的公民才能根据《信息自由法》了解到政府运行，虽然政府本身并不情愿这样。行政法庭的新判决使总理将来可能有公开她手机信息的义务。因为据《信息自由法》要求，所有处理公务过程中的信息、数据，都必须记录下来，并得到很好的分类保存。
任何人都不得随意手动删除储存在手机中的短信，联邦档案馆负责收录的人员必须严格对此负责，以便能够为子孙后代尽可能全面地记录政府活动。联邦档案馆主席米歇尔·霍尔曼警告说：“如果通过短信向总理府或一位联邦部长发出正式指令，这条短信当然要存档。”
这自然不适用于安哥拉·默克尔的私人通信，但是，私人和工作的界限有时非常模糊。比如，2010年春，社民党主席西格玛·加布里尔给默克尔发了一条短信，给予“尊敬的总理女士”一条“私人建议”：约阿希姆·高克应该成为联邦总统。总理女士细心阅读，手指轻敲，回复：“谢谢来信，衷心问候您，AM。”
依据《联邦信息自由法》，手机短信息和电话通话内容不同，需要记录在案。去年柏林最高行政法院法官清楚地告知默克尔总理，她希望短信保密的愿望会落空，她有将个人短信提供给档案馆工作人员的义务。
实际上，早在1988年，联邦最高行政法院就判定，将决策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是民主的表现，完整的文件记录是议院监控行政行为的基础。
然而，柏林政府的那些外交手腕和联盟策略也要全部记录下来吗？联邦议会党团对内政策发言人皮特·乌尔认为手机短信记录在案的义务非常恐怖。“必须有进行信息交换的政治空间”，乌尔的社民党同事米歇尔·哈特曼说，“把手机短信记录在案将这种可能性限制为零。”
支持短信公开的有绿党思想家斯托伊布勒：“为什么和官方的信件不同，官方的短信能保密？”总理的公务短信当然也必须“对议会，并在法律框架内需对公众公开”。不仅是议会，就是有些历史学家也对短信政治感到恼火。“默克尔很显然在用短信行政，因此将它们记录在案是理所当然也是必须的。”来自慕尼黑当代史研究院的汉斯·沃勒要求将短信归档，因为这是“民主的需求”。
美国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好：如果不在白宫档案馆登记，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不能使用他的黑莓手机。小布什在上任时给他“亲爱的朋友们”群发了一封邮件，这也是他的最后一封，他马上就不能再用手机进行任何私人通信了。
联邦负责数据保护和信息自由的特派员也认为，“要不要将短信归档”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终于，德国政府受够了老是应对这方面的发问。“经过缜密的考虑”，一位政府发言人说，“我们不能提供总理的手机使用情况，但是，所有‘重要的信息’都会用合适的方式记录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