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一个城市的韵味无外乎这两个最权威的载体：建筑和女人。而我个人认为，一个城市的女人则是这个城市风韵最经典的演绎，或妖媚、或高雅、或热络……举手投足都在诠释着这个城市的性情。上海女人一向以精致、精明、精巧著称于世，而这批女人中最精华的部分当属于那些青春还在、风韵已出的少妇——“上海太太”。
“太太”二字听起来暧昧无比，另自有一种世故深深的味道：温润安详，稳重大方，手袋里装着一大串钥匙和一叠子存折，家里的局面则全靠这个女人细心把持。在《沉香》一书中，张爱玲为她亲自手描的一幅插图做了这样的注解：“太太，社会栋梁。她自身成为一种制度，代表三纲五常，治安风化。”
当然提及上海太太，不论是笔者的思维还是读者的想象，我们都绕不过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时间段，那个时期孕育了一代最广为人知最风光恣意的太太们；更绕不过张爱玲这个亲手塑造了一批批雅致别样上海太太的女人。新出版的《沉香》里收录了张爱玲为《流言》初版手绘的插图，寥寥几笔，好像是信手涂抹，却也同样地独特精妙入尘。
信步在三联书店里，注意力很容易就被那本书艳红的封面吸引，驻足观摩张爱玲是怎样用优雅却又刻薄的笔锋，精细入微地勾勒出三四十年代上海太太、小姐们的生活。随着寥寥的笔廓和文字，我们都把持不住地把这一列元素从记忆中调出来慢慢品仄：留声机、高叉旗袍、钻戒麻将、黄包洋房……身着小开领旗袍的民国少妇，沉静、寂然、慵懒着，骨子里却散发着内敛性感的妖魅气味，昏昏黄黄的洋灯中摇曳着白金唱片的靡靡音，伊姿态倾城地坐在阳台上，细细回味着半辈子的人生。一副细细的凤眼、猪油白的一段玉臂、猩猩红的一抹衬里、倔翘的红唇，咬牙把旗袍的叉，高高地开到惊险之处，暗暗妖娆着，满心期待着大片大片的温柔，终有一天，会像鹅毛大雪一样，无声地从天而降。恬静而睿智王安忆，用她的《张家少奶奶》到《长恨歌》，又把上海太太真实地扫描了一番，庆幸打印的版本很真实、很亲切。
而“太太党人”这个名词则是上海新进作家石磊发明的新词汇，这词儿在她和她那些太太朋友中甚受欢迎。与“小姐”、“美眉”之类的称呼不同，所谓“太太党人”，不是用来称呼随便哪个居家太太的，指的是城中那些兀自优雅、低调着的全职太太们，她们大多有着名校的学历，也曾长袖善舞，在职场有过一番成就。而今退隐家庭，安心相夫教子，怡然自得。她们不必担心遭遇风险变幻，她们有知识有头脑，一旦必要，随时可以凭自己本事重新出来找饭吃。
上海太太是最早“上得厅堂，入得厨房”的典范：大方得体、懂家懂男人。她们知道怎样跟男人相处，该强硬的时候决不手软，该温顺的时候又柔到骨子里；强悍时可以与邻居挽起衣袖抢灶间，温婉时会甘心在家里煲一天的萝卜小排汤等晚归的男人。能“作”善“嗲”，哄得男人欲罢不能、俯首称臣，既而良性地造就了“上海老公”在全国范围内的模范形象。殊不知，打造出这批“优秀老公”的功臣就是太太党人们自己。
在台湾女作家蓝怀恩看来，上海太太的“崇高”地位乃“上天注定”。女人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基本上取决于其经济能力，一旦她能维持生计，就不再只是生殖的工具。上海开埠百余年，西方资本和文化的长期入驻；轻工业的超级发展等等社会条件无形中提升了上海女性的地位。上海太太的存在，是经得起时间的抽离，因为从三四十年代一路走过，上海女人的教养、雅致和对男女之情的感悟，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上海太太备忘录：
午后聚会
对于上海的太太们来说，一天之内，最好的光阴就是午后。该料理的琐碎已经料理完。男人和孩子都各有各的事情。要打发这一天的寂寞，午后的聚会是少不了的。她们常常会聚在谁的家里，叽叽呱呱地发一通牢骚发一些感慨。有时也搓搓麻将，更多的时候，是女主人端出瓜子、糖果，泡一杯绿茶来招待。太太们就东家长李家短地聊些亲戚间的趣闻或者丑事，谁家的侄儿和谁家的女儿订了亲，谁家的少爷又挪了公账花销太大呀，什么什么的。谈完了琐事，吃完了点心，就到打道回府的时候了，太太们披披挂挂地整装说：“再会再会”，走时还不忘约好下一次聚会的时间和地点。急着回家迎接丈夫的人，一脚跨在楼梯口一脚踏在门里，催着同伴：“好了好了，再打电话联络好啦。”
搓麻将
“四姐，我表弟前些天在××局办××手续，没有认识的熟人，手续现在都还没下来，你看能不能托姐夫打个电话招呼一声？”
“行呀，我记下了，你表弟叫什么？”
如此这般，一桩桩让男人们头疼的交际盲点就在太太们轻描淡写的“切麻将”中，迎刃而解。
其实说是打麻将，私底下也是要暗潮汹涌，有意无意攀比着的，单看那洗牌的时候一只只明晃晃的钻戒光芒四射，就好像是戒指展览会。碰上个拮据点的太太没有钻戒，带来带去一只翡翠的，自己心里就会觉得矮了半截，懊恼着不如不带，叫人见笑了去。
煲电话
太太们煲起电话粥来，那个鸿篇巨论，大开大阖，很是惊人。
她们可以从丝袜谈到房产，从白粥谈到老年痴呆，从约翰内斯堡旅行谈到隔壁人家的保姆，中间一个弯子都不拐，就那么顺顺当当地跨过去。什么启承转合，一概的多余。
女人豪放起来，比男人天马行空得多。
看电影
张爱玲小说《十八春》里，两个时髦的南京小姐和男主人公世钧谈到上海的好处，其中一个立即就说：“上海就是一个买东西，一个电影，真方便！”
1930年代开始，欧美几乎所有的大制片公司都在上海找到了代理人和发行商，在上海，好莱坞的大片是与纽约同步放映的，而当时上海的影院，占了全中国影院座位的四分之一。大大小小的太太们，老早就看腻了传统戏和舞台剧，所以隆重打扮停当，去大光明或者国泰电影院看戏，成了她们最大的乐子之一。既看尽了影片里的离合悲欢，又秀足了新款的时装，还可以在落戏后顺道逛逛百货公司，那种开心和自得，从眼稍嘴角溢出来，哪里还掩得住。电影里那些美丽的女星，像阮玲玉、蝴蝶、上官云珠们，也成了海上摩登太太们免费的时尚导师。有钱有闲的太太们甚至会常常领着家里的裁缝去看一场电影，为的就是让裁缝根据阮玲玉的旗袍做一件相同款式的衣服。
弄堂艳影
弄堂里款款走出来的少妇人家，规规矩矩的中产模样，蛋壳青的家常旗袍，文静得一点火气都没有。
微雨轻愁，是可以写诗的。
而女人。心如止水的，只要一份寻常生活，就知足了。
诗不诗的，下辈子再说吧。留声机
每年到了这一天，她们都要聚在闺房里，挑一张张国荣的白金碟来一唱三叹，那个精美得没有缺点可挑的妖怪美男，那么厌世、那么绝情地说走就走，轻飘飘地飞了。叫这些死心塌地地凝望了他半生的粉丝lady们，情何以堪？当年情，留声机是留不住的，金声玉嗓，转头也就空了。
风继续吹，美男在天堂好好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