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作为一个军事历史的研究者，翻阅那些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时，心中常常涌起一股激动之情。那些战争的领导者、亲历者写下的电文、报告、总结，都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都是可以载入史册的篇章。于是，我循着当年的历史足迹，去感悟前辈们是如何在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战胜日本侵略者的。
一、为什么是持久战
近年来的抗战研究中，大家越来越多地赞扬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发挥的作用。国军进行的一系列大规模会战，才叫气壮山河。而共产党八路军的战斗，规模很小，次数不多，实在没什么可以拔高的。所以似乎大家形成的共识是：国军在抗日正面战场上起主导作用，八路军在敌后游击，起的只是牵制作用。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国军英勇奋战，为何屡战屡败？共产党在敌后游击，为何把日本人搞得无可奈何？
中日开战，打的就是不对称战争。侵略中国是前日本政府的基本国策，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进入近代社会，工业发展需要资源。而日本最缺的就是资源，于是盯上了中国。战争是最快的发财手段，于是日本以举国之力来了两次豪赌。第一次打清政府，在军队人数和武器装备都处于劣势的条件下打赢了甲午战争，清政府的巨额赔款让日本赚得钵满盆满。第二次打俄国，从俄国人手里把中国的辽东半岛抢到手，大连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第一块跳板。日本人在大连搞经济掠夺，成立的第一个大公司就是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表面上看，这不就是个修铁路管运输的公司吗？其实“满铁”最大的部门叫调查部，养了几千名调查员。现存的“满铁”档案中记载，日本人走遍了东北、华北的山山水水，将中国的国土资源、政治、经济、文化情况，了解得极为详细具体。这就说明日本的野心根本不在挣点小钱，而是从长远谋划全面占领中国。在开战之前，日本的情报工作无孔不入，精细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举个例子：1928年5月，中共领导人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出席“六大”。周恩来扮作古董商人，乘一艘日本客轮，由上海去大连。到大连码头上岸时，日本水上警察厅的警察对周进行盘问。周编了一套简历和社会关系，日本警察说：“我看你不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而是当兵的。”警察打开抽屉找出档案卡片说，“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大吃一惊，但是日本警察并未逮捕他，而是放他走了。周恩来赶紧毁掉证据，改道去了哈尔滨。
周恩来的经历并非意外，日本的情报机构早就掌握了大量情报。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活动，也在日本警方的掌控之中。由此可见，日本在侵略中国的准备过程中，做了多少细致的工作，这样发动的战争，绝非盲目。
而国民党在做什么呢？蒋介石被内战搞得焦头烂额，江西苏区的红军要围剿，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和他叫板，各地的土军阀还没收编。所以“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以两万人的兵力进攻20万人的东北军，蒋介石实在是力不从心，只得依靠国际联盟调停。东北就这样丢了。当蒋介石刚刚签了《国共合作协议》，收编了西南军阀，日本就急不可耐地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让蒋介石建设5年，中国有了实力，日本就打不赢了。
国民党军队被迫抗战时，将领们起初还是有信心的。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南京保卫战，国民党军队的人数是日军的几倍。无论国人如何呐喊声援，等来的却是一次接一次的失败。是国军将士不勇敢吗？不是。战争从来不是单纯凭勇气取胜的，关键在于统帅的决心和部署。说实话，国军将领还不具备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参战部队中有战斗力的中央军是少数，多数是杂牌部队，装备和训练水平都很差。每次会战，国军都是把战线拉开几十里，做宽正面防御。日军虽然人少，但凭着优良的武器和训练有素的战术水平，抓住国军的薄弱环节，一举突破，导致国军全线崩溃。几战下来，国军不仅损失了有生力量，而且在后撤过程中，大量的难民跟着逃，造成了更大的灾难。
当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时，毛泽东表现出一种谨慎和示弱的态度。八路军代表彭雪枫去太原见阎锡山时，毛泽东在电报中嘱咐他：“同各方接洽，在积极推动抗战的总方针下，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自夸红军长处，不可说红军抗日一定打胜仗，相反要请教他们各种情况，如日军战斗力、山地战、平原战等红军素所不习的情形，以便红军有所根据，逐渐克服困难。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他，以致失去其长处，这些都应着重说明。”
阎锡山当时组织了20万人的军队，据守忻口、娘子关，准备和日军板垣师团打一场太原保卫战。既然共产党说八路军战斗力不行，那就到敌后去策应配合作战吧。林彪带着一一五师来到平型关，准备打日军的后勤运输线。今天的平型关还保留着历史原貌，关口在山顶上，把着一条上山的羊肠小道。两边的山脊上是古代长城，关后的洼地是屯兵的关城。如果按国军将领的想法，一定是居高临下，据险而守，但是林彪把战场设在山下几十里的关沟。这是十里长的峡谷，最窄处仅能通过一辆大车。就是从山坡上往下扔石头，也能把沟底的人砸个半死。林彪要在这里打伏击，来场漂亮的歼灭战。果然，日军运粮队排着一字长蛇阵进了沟。林彪一声令下，机枪、手榴弹打得日军措手不及。大家喊着“缴枪不杀”向山沟里冲，想尽快结束战斗。没想到日军往山坡上爬，抢制高点，与八路军战士拼起刺刀。一场肉搏战打到黄昏，以日军全部阵亡结束。
林彪事后的报告说：“敌人确实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所说的‘强’，是说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尸体遍野，却捉不着活的。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与此种敌人作战，如稍存轻敌观念，做浮躁行动，必易受损失。我们的部队仍不善作疏散队形之战，特别是把敌人打坍台后，大家拢在一起，喧嚷：‘老乡，缴枪啊！’其实对日本人喊‘老乡缴枪’，不但他们不懂，而且他们也不是老乡——这种时候，伤亡往往很多。”
平型关之战，毛泽东是亦喜亦忧。喜的是，八路军打了场胜仗，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
忧的是，奔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就4万多人，都是长征留下来的宝贝。照平型关战役这样打，打不了几次就损失完了，还怎么抗日？战争的法则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不是头脑一热去牺牲当烈士。从井冈山起家，毛泽东和红军一直处于弱势，和强大的敌人做斗争，不能采取常规作战的方式，一定要探索出一条新路。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于1938年5月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
谋划战略，首先要认清敌我力量的对比，把自己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才能清醒地分析形势，制订策略。毛泽东指出：企图和敌人硬拼的“速胜论”和害怕敌人的“亡国论”都是错误的，现在日本侵略者虽然处于优势，但我们也不是一点办法没有。他分析，“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这就给我们开展游击战提供了条件。因此抗日游击战争最主要的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基于这个估计，毛泽东设想了持久抗战的过程：“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论持久战》）这实际是说：战争初期，我们打败仗、丢失土地是不可避免的，敌人要占就让他去占。等日军进攻到一定程度，军队散开，就没那么强大了，地也占不住了。这时我们就和他相持，用游击战打击他、消耗他。等到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我们再配合盟军反攻。形势总是互相转换的。毛泽东说：“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得出的结论。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他缺点，我尚有其他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被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被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
共产党和八路军持久抗战的方式，就是敌后游击战。毛泽东指出：“从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不要以为少打大仗，一时显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资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游击战争没有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出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论持久战》）因此，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如何进行游击战？关键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军队一起进行抗日战争。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欺负我们，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被烧死不可。”“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
引用这么多毛泽东的话，是想说明一点：在战争初期，作为领导人，能不能给全国军民指出一条正确的抗战之路，至关重要。蒋介石作为国民党之领袖，面对土地沦陷、军队溃败、人民被屠杀，他心如刀绞，每天都在日记里倾诉自己内心的痛苦，有时甚至想自杀。但是他的思想是被动的，想不出什么对付日军的好办法，只能苦撑危局。毛泽东则很低调，开始就把自己摆在弱者的位置上，想办法怎么持久抗战，怎么与日本人打游击，改变双方的强弱态势。这就是差别。毛泽东说：“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论持久战》）所以毛泽东经常说：“无论做什么事，方向和路线都是最重要的。”方向、路线对了，没人可以有人，没枪可以有枪；方向、路线不对，人再多也会失败。之后的抗战过程，再次印证了这个道理。
二、犬牙交错
阎锡山组织的太原保卫战，将士们打得很顽强，使板垣师团正面无法突破。于是河北的日军回过头来，在娘子关突破了孙连仲的防线，导致阎锡山腹背受敌，被迫放弃太原。太原保卫战、徐州会战国民党军的相继失败，使华北沦陷。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都撤退了，日伪政权尚未巩固，华北平原和太行山区都处于空白状态。
毛泽东看到了机会。国民党走了，共产党正好去填补空白。于是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做战略转变，占据太行山区、五台山区，然后出山向华北平原和山东进军。他在1937年9月21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出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在战略上让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11月13日他又命令各部队：“红军的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振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
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八路军三个师分头行动。一一五师聂荣臻部在五台山建立了晋察冀根据地，一二九师刘伯承部在太行山南建立晋冀豫根据地，一二○师贺龙部到河北建立了冀中根据地，一一五师陈光部到山东建立了根据地，八路军的其他部队挺进冀东、冀南、平北、平西，陆续开辟了大大小小的根据地。华北战场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局面——犬牙交错。
什么叫犬牙交错？就是敌占城市，我占农村；敌占平原，我占山区。共产党在红军时期建立根据地的经验，这时又被用到了对日抗战上。八路军的根据地都在边区，避开交通便利的铁路、公路，在各省交界的深山里，在平原交通线的中间地区，占领那些偏僻、落后的农村。从地图上看，这些根据地都是零碎的、与敌占区交错的。毛泽东把这种布局叫“做眼”。他说：“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地区，后者例如晋西北地区。但若将各个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战争根据地和正规军的战线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由是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眼”做得多了，这盘棋就走活了。北平是当时日本侵略华北的中心，从城里出来到西山，就没有公路了。萧克的部队1938年年底从太行山出来，越过紫荆关，途经赵各庄、野三坡等地进入宛平县，于1月中旬到达斋堂川的上、下清水村，创建了平西根据地。萧克赋诗一首：“北渡拒马河，百花山在望。建立挺进军，深入敌心脏。”其实，北平敌伪的控制区到香山为止，西边的山区就是八路军的天下了。
建立根据地，不急于打仗，而是发动群众，扩大队伍。蒋介石给八路军的编制仅仅3个师，发饷按4万人算。毛泽东既然要搞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就要冲破蒋介石的限制，放手扩编。一个连扩为一个团，一个团扩到一个师，对蒋是“先斩后奏”“只斩不奏”。扩充部队，有人还要有枪。人好办，枪从哪儿来？跟日本人打仗伤亡太大，共产党懂得国情。当年兵荒马乱的光景，村里有点钱的人，谁不买杆枪看家护院啊。八路军到村里，就宣传抗日。打鬼子干不干？干就扛枪跟我走。地主武装、帮会武装，有气节的不想当汉奸，又势单力薄怕打不过鬼子。八路军就去收编，跟着共产党抗日吧。思想工作一做，这些地方武装的人和枪都过来了。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打土豪。阎锡山在山西抗战时曾提出过口号：“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共产党觉得很好，就拿过来用。号召农民减租减息，号召地主出钱抗日。这样，不用蒋介石发军饷，八路军就把生存问题解决了。
进军敌后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反奸防特。日军是擅长情报工作的，他们收买汉奸，获取信息，对我方造成很大威胁。1938年8月，中央命令军队中成立锄奸局。电报说：“日寇有庞大的特务机关、长久的侦探工作的经验，对抗日军队是不断地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阴谋。派遣侦探，收买人员，挑拨离间，以求从内部来瓦解抗日军队。”因此，中央决定在总部、各师、各旅及军区成立锄奸局，设特派员。组织上锄奸局保有独立的系统，各级军政首长应调遣最好的干部来做这种工作，物色绝对忠实及有信仰的适当干部做锄奸局局长。中共把红军时期政治保卫局的体制和经验运用于同日军情报机关的斗争，有效切断了日本的情报来源，使他们摸不清八路军的动向。
共产党、八路军深入敌后，开辟根据地，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局面，打在了日军的软肋。日军从没遇见过这样的对手。国民党军队打仗，从来都是堂堂之阵，阵线分明。这样的仗好打，日军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组织战役，实施突破，取得胜利。共产党的游击战，使日本人的优势没有了，唯一的劣势完全暴露了，这就是：日本兵太少了。
1939年，日军“中国派遣军”24个师、24个混成旅，主力在武汉和华南正面战场作战。华北没有重大战事，日军华北方面军只有9个师、12个混成旅。这些部队摆在华北，只能占领大城市和铁路沿线，一个县城也就是一个大队或中队驻守。百来个日本兵要看守方圆上百里的地盘，不是杯水车薪吗？所以日军只能在重要的镇子和交通要道上修个炮楼，再远点的村子就管不住了。八路军则有广阔的天地可以活动，在铁路、公路之间的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除了正规部队，八路军还到处建立游击队。这些游击队熟悉当地情况，来去飘忽，更使日本人头疼。
怎样消灭八路军和游击队呢？日军的长处也用不上了。八路军都是小股活动，日军很难集中优势兵力。扫荡吧，集合几千人去找几十个八路军，代价太大，事倍功半；不打呢，眼看着八路军到处活动，又气又急。进山扫荡抗日根据地，日军的机械化装备的优势完全用不上。卡车进不了山，只有羊肠小道，有的地方连路也没有。日军从将军到士兵都得步行，口粮还得自己背，真是痛苦万分。在山里全靠两条腿，看着八路军在对面山上，差一天的路程也赶不上。何况八路军还有自己的警报系统。在山顶上放棵“消息树”，看见日军进山，一个山头接一个山头放倒“消息树”，几十里外很快就得到警报，开始转移钻山沟，跟日军捉迷藏，或者找个合适的地形，打鬼子一个伏击。所以日军进山扫荡，人少了怕挨打，人多了后勤跟不上，也不能持久。山地游击战使武器装备简陋的八路军发挥了长处，而有装备优势的日军遇到了困难。抗战就这样相持下去。
在创建敌后根据地的过程中，共产党充分发挥了群众路线和组织能力的优势。八路军走到一个地方，不是单纯占地划界，而是向群众宣传，让群众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建立基层党组织。有了群众的支持，就能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建立公开的和秘密的根据地，为长期抗战打下稳固的基础。
三、“百团大战”与“五一大扫荡”
八路军走出太行山，在华北平原、山东建立根据地，扩充队伍，力量日趋壮大，成为敌后抗日战场的主力军，这是日本侵略者不能容忍的。1939年秋，多田骏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他意识到日军“如不及早采取措施，华北将成为中共的天下”。他制定了“囚笼政策”，企图彻底摧毁华北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
所谓“囚笼政策”，就是对根据地实施军事讨伐，大修铁路、公路、据点和碉堡，在平原地区修筑封锁沟，在山区采取并村策略，和制造无人区，对根据地构成网状分割包围，然后发挥其交通工具的优势，分区扫荡。刘伯承指出：“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子，公路作链子，据点作锁子，来造一个囚笼，把我们军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
日本人进行的一项大工程，就是把阎锡山原来修的窄轨正太、同蒲铁路改成宽轨，与华北平原的平汉铁路并轨，实现了华北和山西铁路运行的一体化。在华北平原上修了纵横的高速公路网，把我军的根据地封闭在一个个“格子”里，确实给我军的机动作战和联系造成了巨大的困扰。
这时，正面战场的形势也很严峻。日军占领了华南，控制了全部海岸线，国军的外援基本断绝。1940年5月，日军占领宜昌，封闭了三峡出口，开始对重庆狂轰滥炸。国军的处境极为艰难，希望八路军在后方作战，吸引部分日军，缓解正面战场的压力。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彭德怀认为，八路军已发展到40万人，具备了和日军决战的力量。他决定发动“百团大战”，给华北日军来个沉重打击。
“百团大战”不是集中兵力与日军进行会战，而是各部队就地展开破袭战。破坏同蒲、正太铁路和山西、河北的公路，以及矿山、车站等基础设施，拔掉日军的一些据点。大家早就憋着劲要和日本鬼子大干一场，部队的士气高昂。从8月20日开始，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对华北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沿线敌军据点展开猛烈攻击，同时动员百姓配合破路。一时间，山西、河北烽烟四起，杀声震天，日军措手不及，疲于应付。
但是，在攻击日军据点的战斗中，八路军伤亡惨重。10月29日，一二九师主力将日军一个大队500余人包围在蟠龙镇以东的关家垴。彭德怀亲临前线，志在必得。八路军对日军据点形成合围，展开攻击，日军依托防御工事顽强抵抗。天明后日军飞机向我军轮番轰炸扫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我军没有火炮，仅凭轻武器攻坚，每占一个山包，都要同日军反复争夺。刘伯承师长见战斗胶着，部队伤亡严重，打电话问彭德怀是否放弃进攻。彭德怀向刘伯承下死命令：“拿不下关家垴，就撤掉一二九师的番号，杀头不论大小。”刘伯承只得硬着头皮打下去，激战至31日拂晓，歼敌400余人。由于日军援兵到达，一二九师主动撤出战斗，残余的日军在援军接应下突围。
“百团大战”持续了3个半月，大小战役1824次，毙伤日伪军20645人，消灭日伪据点2993个。山西境内的铁路、隧道、车站被严重破坏，使日军在相当一段时间不能恢复交通。但是八路军伤亡17000人，中毒2万余人。这是八路军在抗战期间打的规模最大的战役。成绩是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有力策应了正面战场。失误是全面暴露了我军实力，引起日军的高度重视，导致后来日军残酷的大扫荡。
1941年7月，日本军部免去多田骏的华北方面军总司令职务，由冈村宁次大将继任。冈村于1913年陆军大学毕业后来中国，从事情报和参谋工作。1932年8月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指挥进攻热河。1938年任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指挥武汉会战。1940年4月晋升陆军大将。冈村是中国通，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彭德怀对其评价很高。冈村上任后，对华北情况做了详细调查，巡视了一些重要战区。他认定要巩固日本在华北的统治，必先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长期的对峙不能结束战争，必须连续进攻，使八路军失去反抗能力，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他制定了《肃正作战实施纲要》，确定日军进军的重点是首先对冀东、冀中和山东进行“扫荡”，然后对太行山区及冀鲁豫地区进行“扫荡”，集中兵力消灭八路军的指挥机构。
在精心策划和调兵遣将后，冈村推出了他的“强化治安运动”计划。与前任不同之处是：由过去的军事进攻为主，变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总力战”。他将华北分为“治安区”（敌占区的城市、交通线及附近地区）、“准治安区”（八路军游击区和敌我争夺地带）及“未治安区”（抗日根据地），采取不同的对策。在“治安区”建立伪政权和各种伪组织，并村编乡，实行保甲连坐，强化控制。在“准治安区”大修封锁沟和碉堡，制造无人区，防止八路军深入活动，切断其与根据地的联系。对“未治安区”进行扫荡，实行野蛮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摧毁抗日根据地，袭击八路军的党政军领导机关。
从1941年8月中旬开始，冈村调集华北日军5个师团和伪军共7万多人，对我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平西两个军分区进行扫荡。为了报复八路军的“百团大战”，冈村称此次扫荡为“百万大战”。运用“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战术，企图对晋察冀军区、各军分区机关和主力部队进行包围，聚而歼之。
日军第一波的大扫荡从8月23日开始，聂荣臻率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向阜平地区转移。5万日军向阜平合围，9月1日晋察冀机关、学校七八千人被合围于阜平以北的狭窄地区内，处境十分危急。聂荣臻派侦察分队携带一部电台向东走，以军区呼号故意暴露目标，误导日军分兵向台峪合击。聂荣臻率部当晚西进40公里到常家渠，隐蔽了5天。然后转移到平山县文玉地区，脱离险境。
1942年，冈村宁次加大了扫荡力度，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同时突袭太行山八路军总部，造成八路军中心根据地的严重损失。
5月19日，日军第四旅由平定、昔阳、井陉出动，第一一○师及八十一旅各一部由河北元氏、赞皇出动，24日控制了太行山峻极关（摩天岭）。第四旅进至辽县（今左权县），与峻极关之敌会合。第三十六师和第三旅由西线的长治、武乡、辽县和东线的武安同时出动，集中力量，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窑门口、青塔、偏城、南艾铺地区完成了合围。5月24日，日军转入第二期作战，在飞机支援下，以麻田为总目标，对合围圈内的八路军展开“向心大合击”。
八路军总部于5月23日开始转移。次日凌晨，虎头山、前阳坡、军寨等阵地都发生激烈的战斗。化装深入的日军挺进队在麻田发现了八路军首脑机关，引导多路日军向麻田方向合围。左权参谋长指挥警卫连200多人顽强地抵御着2000多日伪军的轮番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