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踏进拉斯韦加斯的赌场是1988年，亲戚们是把赌城一游作为一道美国文化盛餐来款待我的。我们乘坐的大巴上赫然印着“发财团”的大字，车上座无虚席，大部分赌客是来自台湾又在美国定居的中国人，一小部分是到美国走亲戚的大陆同胞。大巴的行李箱爆满，因为不少旅客带了成打的软饮料，可乐、雪碧之类。赌城的饮料比其他城市要贵，因此他们宁可劳其筋骨随身携带，能节省一听是一听，八分、一毛的财富也是财富。即便赌博，他们照样勤劳谨慎，一看就是中国人中的规矩人，中华民族的美德差不多就写在他们的气质和容貌上。入住的米高梅大酒店，目光穷尽处，望不断的赌台、赌局，眼睛和耳朵根本盛不下那么多声和光。女招待的着装比当地法律还开明，让人看到赢钱的下一步可以通向哪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堂而皇之的赌窟。回程的车上，绝大多数人比原先穷了几百或几千，3天前的陌生旅伴因为共同吃了赌场的亏而亲密起来。相互热议的都是如何与赢局擦了个边，似乎每个人都得到过财神爷刹那的眷顾，但由于种种的小意外又与财富失之交臂。几乎没人怪罪赌场不公正的设置，在输的定局里看到赢的幻影就够了。
在赌场里逛了3天，我注意到一个现象：赌场里的中国人从比例上要比美国人多，社会层次要比美国人高。美国赌客中很大一部分从气质上看都是离犯罪不太远的人，明显地带有一种自我憎恶但更憎恶社会的眼神，而中国赌客基本上个个是良民。
几年后，我结交了一个朋友，她向我诉苦说，一个从北京来的老教授跟她借了不小的一笔钱，理由是国内老家发洪灾，急需修房子和治病的钱。他还要我的朋友保密，绝不告诉他的女儿，因为女儿刚毕业，工作婚姻都还没着落，做父亲的不忍给女儿增加压力。钱借出了，就此一去不回。我的朋友唯一可宽心的是，这位老先生是北京名校的教授，知书达理，从哪方面看都是正人君子，迟早会还钱。两三年后，老先生的女儿告诫她，假如自己的父亲背地向她借钱，千万借不得，因为老教授染上了赌瘾，背着她向她周围的人都借过钱。一旦钱到他手里，他就乘上华人“发财团”的大巴跑去拉斯韦加斯，带上预先做好的9份三明治——够3天的伙食，至于睡眠，干脆就戒了，连轴转地坐在老虎机前，跟机器熬，直到输光最后一个角子。在一次聚会上，我也见到了这位老教授，典型的白面书生，想到他仔仔细细做出9份三明治，克己自律地奔向赌场，输掉几万美元，实在难以置信。赌场和他，谁是更大的谜？
于是我写了第一部有关赌徒的故事——《拉斯韦加斯的谜语》。那是十几年前，我初次对人性中的赌性产生感触，开始探索。
后来，我无意中接触到北美华人的移民史，其中写到早期的美国华工赌博的故事。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沿海地带的华人远渡重洋，参加美国西部开发，淘金、修筑大铁路、填沼泽造田，初衷是要用这些工程的所获给家族脱贫，为父母盖上一座房，为自己娶上一房媳妇，再生一群儿女，却在回乡的轮船底舱赌场里输得一无所有，到达家乡码头的时候，甚至比离开时还穷。很多人因为没钱娶许定的媳妇，没脸见乡里父老，便直接乘船原路返回彼岸，再签一单5年或10年的苦役契约，忍受种族迫害和歧视，为别人的家国富强继续出生入死。其中有些人，居然又在回乡的船上屈服于赌瘾，又一次沦落得不名一文……
读到这些段落，我想，这些悲剧都惨得引人发笑了，这些人是怎么了？
前年，我偶然又听到了另外几个赌徒的故事，相较于老教授和华工的故事，它显得更加壮烈、血腥，甚至魔幻。故事中的赌徒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成功的企业家，都是历经艰辛并靠自己的智慧获得财富的人。他们来到一海之隔的澳门（妈阁），一夜输赢往往几百万、上千万，有的人进赌场时是亿万富翁，出赌场时却欠了一屁股债，被黑白两道的追债人全世界索命。也有决心改过自新的，甚至还有断指起誓的——你不能怀疑他们的沉痛和真诚了吧？但最终还是输给了赌场，也可以说他们是输给了让赌场夺走魂魄的自己。
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个更好的关于赌博的故事。接下来的两年，我一有时间就去澳门赌场，学赌博，体验赌博心理，采访赌客和赌场经纪人，终于得到足够的细节来丰满故事和人物。
我原先以为，人之所以成为赌徒是因为穷，穷红了眼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敢赌，因为没什么可输的。但我最近听到的故事中的人都是阔人，都是掌握了致富规律，具有一定致富经验的人。这样的人竟会舍弃必然，随偶然去摆布，放弃规律和科学的可重复性，听信无序和所谓的天命，实在是令人失望。这些故事再一次引起我的怀疑：赌性是不是我们的先天弱点？我们是不是被动惯了，被世世代代的统治者摆弄惯了，不做主惯了，理性和规律总是让王者权贵颠覆，那就不如把自己交给未知和侥幸，以被动制被动，反而有了点主动——这种宿命观是不是积淀在我们的集体潜意识里？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中，对财富的渴望是那么热切、危急、致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连年战乱饥荒，天灾人祸。不说远的，就说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战争、灾荒、政治动乱留给中国人多少的空暇来创造和积累财富？基本上是刚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擦干净自己的血迹，就要迎接下一场灾难了。因为我们最缺致富的机会和时间，所以在致富时就难免带有紧迫感、危机感，也难免短视，急功近利。似乎我们冥冥中感到限期要到了，政策要改了，不抓紧时机，时机就过去了。因而，富要暴富，财要横财，在一切没来得及改变之前，捞一把是一把，捞了还来得及跑，来得及躲。而一切财富得来之快，快不过赌台，尽管那些大款阔佬已经有了生财之道，已经致富成功，但他们战胜不了几千年的遗传密码，那就是灾民意识，是贫穷给我们留下的心灵耻辱和创伤。中国人摆脱内忧外患才多久？不到一个世纪。我们占据足够的居住面积、吃饱穿暖才多久？还有多少中国人仍然缺乏吃、穿、住的体面和尊严？这些都继续作用于我们的集体潜意识，继续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对于贫穷、饥荒的忧患和恐惧。这种与生俱来的，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恐惧和忧患意识使我们的狩猎者和当家人——中国男人，永远暗怀一个梦想，就是闪电般地获得巨大财富。赌台似乎成全了他们的梦想，提供了“三更穷五更富”的跌宕起伏的人生缩写。一头是赢，一头是输，与其把命运交给一个个陌生的主宰，不如把它交给未知的老天，老天暗中给你洗的牌未必更不公平。赢是生，输是死，求生不得求死总可以，但凡是求，总有点抗争的意味，好歹纸牌筹码自己还过了一下手，往哪里下注，下多少注，还是归你选择，总比一觉醒来的未知要让人甘心一些。
（李中一摘自《文艺报》2014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