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城市是文明的载体，它是行政、教化、非农经济活动等的支点。历史上，城市的演变伴随着人口的迁徙。
根据欧美日韩的经验，城镇化率超过50%后将会经历一段快速的城镇化阶段，即一个人口快速导入城市的阶段。
中国的乡亲们，要进城。进城之后，整个社会将面临哪些主要问题呢？
人口曾多次大规模迁徙
在20世纪初，世界上只有1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到了20世纪90年代，城市人口已经达到42%，即全世界约21亿人居住在城市里。有美国学者当时就对中国城镇化过程中预计的进城农民人数感叹道，“这真是世间少有，也越显得问题重大”。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如果按户籍人口计算仅为35%左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水平，也低于许多同等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平。差距也是潜力，在未来二三十年里，如果城镇化率的提高保持在目前水平，每年将有1000多万人口转移到城市。
中国是世界城市发源地之一，古代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相比，不仅数量多，规模之大也是世界所罕见的。从汉代到清代，县级以上的城市基本保持在1300个左右。《中国建筑史》列举的世界古代十大城市中前7位的城市都是中国的都城。
中国古代的城市化水平也远远居于世界前列。南宋时期，南方的部分城市人口比重更高达20%左右。此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逐渐下降，但直到近代才落后于世界。
180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仅3%，而中国在唐代时城市化水平即达10%。
然而，也不得不提到中国城市的发展是同社会的发展相一致的，每当社会繁荣、稳定时，城市就获得大的发展，而当社会发生动乱时，城市也遭到破坏。
几乎每一个王朝的末期，城市都面临毁灭性的灾难，不少城市成为废墟，生长线中断，即使幸存的城市也是残破不堪。因此，古代中国的城市虽然多次出现辉煌发展，但很难持久，大都随王朝的兴亡而兴盛衰落。发展——衰落——破坏——恢复——发展——衰落——破坏，如此周而复始的循环，成为古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特点。
人口迁移往往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出现了城市内的经济企业，在1949～1957年间，城镇人口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自1958年末起，城镇人口的增长受到政府严格控制。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南下打工大军的出现，中国人开始每年一度的大迁徙。
特色城镇曾遍地开花
古代城市化过程中，因为自由地发展，孕育了各具特色的城镇，避免了千篇一律的怪相。
晚唐以来商业中心的兴起至两宋而大盛，更促成中国历史上商业镇的出现。这些县以下的镇级聚落的发展，主要依托于自身的经济功能而不是行政功能。
它们其中一些是唐末设置的军事型镇所，但大部分却是不设城墙的。在交通交会处以手工业或贸易发展起来的小城市，当他们发展至一定规模时，政府赋予他们新的城市行政身份。
1080年时，在全国的1135个县中，共有1810个此类镇。不少镇是在大型商贸城市周边出现的，如在开封府便有31个镇，河南府有22个镇。在镇下，出现了更低层次的商业点——草市。它们为农副产品提供了定期的交易场所，其中一些“草市”甚至升格为镇。
宋代对外贸的鼓励以及它的造船和航海的发达，使兴旺的海港成为当时城镇化的另一个动力，增加了另类城市。在北宋，这些城市便有六个。在南宋又添加了三个，即：镇江、温州和江阴。大部分海港城市位于南方，临近出口产品的主要产地。在陆上的重要通道口，也出现重要的商贸城市，如天水等。
在北宋时期，人口过10万的大城市超过40座。因此，两宋城市规模已超越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它拥有当时全世界最大的10座城市中超过一半的数量。
唐宋五代十国的纷乱所产生的统一的政权——宋，虽然在军事上和领域上远逊于汉唐两代，然而却自领风骚成为中国又一伟大时代。其背后三大原因之一是城市居民，即“坊廊户”的出现。它所涉及的居民身份和房产税，是城市和农村分离与出现不同性质的开始。
两宋的城市居民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从事工业制造、贸易、营商和演艺娱乐的自由，这些自由在城市内几乎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同时也导致城乡之间的分别。
“十国”时代中国南方的区域间贸易已很蓬勃，至南宋更盛。当时出现了区域的经济分工，比如河北盛产铜和铁，太湖地区产稻米，福建产茶和甘蔗，四川和浙江造纸、印刷和出版，湖北湖南和浙江产漆器，开封（汴京）和后来的浙江产瓷器等。当时的国内贸易以一般消费品为主，而外贸则集中在奢侈品如香料、珠宝、象牙、珊瑚、犀牛角、药材沉香、丝、上等的茶和瓷器等。
守好天下粮仓
土地制度改革一直是牵涉到中国人吃饭问题的最核心部分，它经常带来社会深远改变。
因为耕地的开拓、新技术的应用导致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水稻）和经济作物的推广，使土地市场形成，导致农地的兼并和大庄园的出现。
宋代人口由初期（970年）的2100万人增至1110年的8560万人，但是农业人口的比率却在下降。在11世纪时的北宋，14%的人口拥有了全国77。5%的耕地面积。农业具有高效率，不少农民失去土地，被迫流入了工、商及服务性行业，促进非农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
清后期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新分水岭，却曾面临另外一种局面。传统的农业经济已发展至超前饱和，出现了重大的不可持续危机。新儒学赖以支撑的传统农业，在清中叶已经发展到尽头。
没有新的农业技术，本身已很难支撑下去。道光中期，人口增长至4亿，有1亿人无地可耕，或者难以通过中国的传统农业自给。由此导致的田地、米粮的自然涨价，使新儒学的“民为本”的统治目标难以落实，社会出现严重危机。
守好天下粮仓，确保粮食安全，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12年《城乡一体化蓝皮书》认为，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导致土地要素流出粮食生产领域，工业化、城镇化与粮食生产相互争地的矛盾日渐突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考察调研时指出，农业现代化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基础和重要支撑。“守住管好‘天下粮仓’，实质上就是要把好耕地红线、打牢农业基础、确保粮食安全”。
然而，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38亩，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耕地质量总体偏差，“三废”污染等问题严重。李克强强调：“推进‘新四化’必须要以农业现代化作为支撑。没有农业现代化，那我们的粮食产量就很难上去，质量更难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