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后，45名听课的现役、退役运动员都交了培训课的调查问卷，还有人在背面留了几句话。
湖北游泳运动员严蕾最后一个交卷时，其他人都已经陆续离开。一百多字的段落里，严蕾写道，“感觉内容也不会太官方，很亲切，很牵动我。对于其他现役、退役或经商的性质人士，希望也可以提供相应帮助，我们面临的是多项选择，所以请帮助运动员。谢谢。”
这个湖北省体育局举办的“2011年湖北省运动员职业发展培训班”，12月10日、11日开课两天，具体培训由“冠军基金”负责，这是中国首枚冬奥会金牌获得者杨扬发起的公益组织。
这个项目的目的是帮助运动员有效地管理学习、训练和日常生活，为退役后的日子做好准备，让他们离开运动场后可以尽快转换身份，并且有能力自食其力地生活。
“今天就要对未来打算”
美国人PatrickGlennon负责其中半天课程，他工作于全球最大的一家人力资源服务公司，该公司是国际奥委会运动员职业发展项目的支持者。
“我希望告诉运动员，你们不光是产生金牌的机器，还是自己人生金牌的拥有者。”Patrick说。这句话对于以举国体制打造金牌数量的中国，似乎更有意味。
“你们每个人当运动员时都有梦想，但不能停留于此。你们从退役到退休，还有35年的工作时间，今天就要对未来打算。我来这，就是为了激发大家退役后仍能保持当运动员时的激情。”Patrick手舞足蹈。
也许因为他讲外语，内容又有些抽象，效果并不太好，听众没什么反应。
这时，高红走上前，接过话题。
高红是女足“铿锵玫瑰”一代的主力门将，成绩辉煌。杨威曾是中国男子体操的领军人物，现担任湖北省体育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Patrick的意思是，你们都有梦想，所以才能坐在这里。”高红说，“想一想，你们曾经的目标可能是代表县里比赛，实现了，然后希望代表市里，也实现了。你们都是一级一级被选拔上来的，过往有很多次成功，这就是你们的特征，和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
高红的话很有感染力，现场听课的运动员开始纷纷议论，他们认同对自己这样的评价。
近4个小时，通过各种讲解、游戏，Patrick努力让大家认识到，运动员这个职业多么了不起，只要用心准备，退役后也能取得在体育场上一样的成功。
“这个培训，实际就是把我们以前在运动员职业转换期的培训提前了。”一直旁听培训课的湖北省体育局人事处副处长戴成宝说，“过去还是有观念的问题。在役培训，怕影响他的情绪。现在看来，在役时就要引导他，为将来重新选择职业做前期准备工作。”
开始尝试和两次写“检查”
在国内，运动员是宝。
在役时，只要做好训练，出成绩，衣食住行全不用操心。这种保姆式的“圈养”教育为运动员服役减少了诸多负担，同时也使他们在成长阶段失去了很多体育场以外的历练。
引进这个培训计划的冠军基金发起人杨扬也是如此。
很多运动员退役后并不明确自己要干什么，有人投资不顺；有人找的工作不合意；有人不愿从学校毕业，回避进入社会；还有人成为体育官员，希望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但在改革步子不大的系统内，他们充满激情的发言，通常无法付诸实践。
随着北京奥运会筹办，杨扬进入奥组委工作，忙碌的两年，自己没细想将来。
2008年，杨扬在香港注册北极星慈善基金会，针对青少年体育教育。汶川地震后，她所做的一些培训活动让自己看到了这类公益培训的效果。2010年，杨扬高票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多次出席奥委会会议，让杨扬开始关注国际奥委会运动员职业发展计划。
这个项目在30多个国家开展，因种种原因，在中国尚未成行。
结合自己做过公益培训的经历，杨扬找到国际奥委会，希望尝试以慈善基金会的方式在中国推广该项目。对方说，如果这样，就开发了新的方式，但只要在中国做，就可以。
2010年广州亚运会期间，通过亚奥理事会运动员委员会邀请，杨扬和李娜、王雁、董震、钟倪五人开始进行中国运动员调研。为了使数据真实，5个人没有将问卷交到运动队分发，而是到运动员村的食堂直接找运动员，匿名做完即收，共收回500多份。
最后，五人做出了长达70多页的《中国优秀运动员职业生涯过渡调研报告》，报告显示：79。8%的运动员认为退役后求学、就业的主要困难在于文化课基础低，而97。2%的运动员有意愿参加职业培训。
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领导看了报告后，批示支持启动运动员职业发展计划。
“为了使程序少一些，有时我们要在违规不违心的情况下做事情。”杨扬说。
冠军基金成立7个月，为了尽快开展培训，杨扬已写过两次检查。
要引导运动员对退役后的思考
2011年5月成立的冠军基金已做了4次规模不等的中国运动员职业发展培训。在武汉的这一次是规模最大的。
2011年9月8日和9日，冠军基金在中国财经大学为体育管理学院退役运动员班开展首次培训，接着在杭州开展第二次培训，两次培训都得到了体育总局的支持。
杨威也主动找到杨扬。这位曾经的明星运动员刚出任家乡湖北省体育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不久。“我知道运动员特别担心这些（退役后转型）。你不解决后顾之忧，怎么能让人安心训练。”5岁开始练体操，28岁退役的杨威说，“我的想法，如果一个月培训一次，或两个月一次，每次45人，一年下来多少？对于一个省来说，这是很好的事情。”
这类联系培训的邀请多了起来。原计划今年只做两场培训的冠军基金已经“超额”。冠军基金承诺，凡是国家注册的运动员，不分项目，无论成绩，都会给予帮助。帮他们认清自己、缩短退役后迷茫期，提供实习和就业的机会和渠道。
2011年11月，中国奥委会成立运动员委员会，这也是中国奥委会对接国际奥委会架构的最后一个委员会。杨扬被任命为首任主席。
运动员委员会有12名成员，其中6名运动员，其他人则是几个相关司的领导。“这是比较务实的设计。”杨扬说，“如果委员会里全是运动员，那又是抱怨一通问题。有了相关司领导加入，就有了一个沟通平台。”这便于与主管领导推进运动员培训事宜。
国内运动员的退役保障，很长时间处于包分配工作状态。改革之后，多数地方采用一次性经济补偿、自主择业、推荐入学、组织考核后聘用进入体育系统等方式。
但由于很多队员不善理财，退役后很快就将本就不多的补偿款用光。在第二种方式中，由于信息不畅通、学校意愿等原因，很多队员无法找到合适的学校，运动成绩不理想的运动员念大学更是困难。而第三种方式，更是被很多人认为有许多道不明的问题。
2009年，国家体育总局成立了运动员保障处。但在国内，从才力到邹春兰，再到张尚武，每次被曝光的运动员退役后的窘境都成为社会焦点。这使得运动员退役保障、职业培训等相关话题被一些人看做敏感议题。一些运动队长期给队员灌输心无旁骛夺金牌的观念，让队员无暇顾及退役后的计划。
“我们对运动员了解在逐渐加深。我们要摸索一种培训的针对性。”栾林是国内著名的人力资源专家，已经第三次培训运动员了，他对记者说，“特别是小队员，要尽早帮他们树立明确的目标，启发式的引导他们对退役后的思考。”
但这点恰恰是最困难的。
“中国运动员都是喂大的，很多人都是被动训练、学习、成长。像高红、李小鹏等人第一次听完课马上就能反馈，但是很多普通运动员常常就要有理解的过程。我在想怎么培养他们主动的意识。”杨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