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的阵营悄然松动，“土豪”是友非敌了。
若抛开做派和品位这一层，他们其实是在物质上率先实现了中国梦的人。
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游客已经泛土豪化了——出境游不再专属于富人，2012年出境游花费1020亿美元，旅游支出超过其他任何国家。
在中国人眼里，抢金的中国大妈，象形的公共建筑，大拆大建的城市，市场对红木、核桃、田黄石、艺术品、红酒的爆炒，也是各种土豪化景观。
“土豪”不可恨也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未来：社会分化为土豪与屌丝两大族群，土豪继续缺乏与财富匹配的文明，而屌丝仍然缺乏上行的机会。
好吧，“tuhao”在地球上横空出世，引起蛙声一片，那么，先来个段子。
在土豪国，一位青年问禅师：“大师，我现在很富有，可我一点也不快乐。”禅师问：“何谓富有？”青年答：“银行卡里8位数，五道口有3套房不算富有吗？”禅师没说话，只伸出了一只手，青年恍然大悟：“禅师是让我懂得感恩与回报？”“不，土豪，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这里看似有两个悖论，一是土豪为何会不快乐，二是禅师为何会一改俯视姿态转为“做朋友”？
土豪为何会不快乐？土豪的焦虑来自精神的虚无主义与财富随时可能被剥夺的不安全感。
鲁迅曾将中国历史划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在他看来，中国从来不曾争取到“人”的时代，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
鲁迅说：“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土豪是一群机会主义者，他既亲近权力、渴望权力，又忌惮权力；他灵活地游走于灰色的缝隙，抓住一切机会累积原始财富，借此发家；他有一句口号是：在商言商，不谈政治。
在土豪国，屌丝们的焦虑来自“想做土豪而不得”的上行无力感，土豪们的焦虑来自只是“暂时做稳了土豪”的不安全感。当屌丝们终于发现，自己撞不破社会上行的玻璃天花板时，无力无梦的他们，只能无奈地选择同土豪做朋友。
弗洛伊德说，焦虑是一种特殊的恐惧或忧虑，在这种状态下，个人可能会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觉得某件可怕的事将会发生，这种感觉常使他产生肉体上的痛苦。被焦虑所困的土豪，会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快乐，不安全；他会因为无谓的恐惧而浪费时间和精力；他会老是心神不宁，无法专注于任何一件事情；他也可能感觉到所有这些无形的压力，却不明白造成这种压力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当穷怕了的中国突然富起来以后，炫富成为土豪获得安全感、成就感、荣誉感和存在感的主要途径。胡润勾勒出2013年资产千万的中国土豪群像：他们平均年龄仅有38岁，男性占七成，平均有3辆车、4块表，每年出国2。8次，最爱去法国和美国旅游，全球排名前二的奢侈品消费大户分别是中国土豪和俄罗斯土豪，为了让孩子不那么土鳖，八成中国土豪把孩子送到了美国或英国留学。
但是，仅剩权贵、屌丝与土豪共存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好社会，一个好社会应该是平等型、流动型、进取型的社会，它应该时刻昭示希望、注重精神的养成，应该有着恒定的精神内核与价值观。
人人都在做中国梦，但中国梦一定不是个土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