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的林宇第一次当伴郎。
他悉心置办了一身正装，颜色灰暗、款式规矩的衬衫加西裤。当初找工作时，也不曾有这样拾掇自己的兴致。在外地的大学室友要结婚了，特意叮嘱他：“不要穿你的万年球服过来。”林宇对室友的老成一番嘲弄，但还是郑重地答应了。
套上装成熟的衣服，林宇感到一阵别扭，却是欣喜的烦恼。他人的婚礼，自我的规范，对这个大学结业生来说，生活似乎要进入正常化的轨道。
林宇属于社会所解读的“自我中心”的一代。消费主义的风潮裹挟了他们从童年至青年的全部过程。同时，他们又处在一个剧烈变化、理想主义远去的时代，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从单纯到世故、从无知到精明的火箭般成长。
他们的青春期，注定要比任何时候都短暂。
被现实被自己挫败
2003年以后，大学扩招导致就业潮持续高涨，读书的性价比劣势改变了高等教育的传统功能。昔日的象牙塔被混乱的价值观打破，在去理想化和保持出世精神之间徘徊。培养精英的意义不再，整个社会在慨叹中国的高校已沦为职业培训场而又不够实用的时候，普遍的落差感便成了这代人的心理共鸣。“毕业即失业”并不是夸大其词的恐慌制造，是大部分人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另一种参照：“官二代”“富二代”的飞扬跋扈和不劳而获。普通的年轻人甚至无须从网络和报端上获取信息，因为同龄的“官二代”“富二代”或许就在他们身边。“只有身份才能改变身份”的社会价值判断，深深烙在他们尚未成熟的价值体系中。
“即使按部就班完成学业，也不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出路。对普通人来讲，这是一个在起跑线上就已输掉的时代。”林宇说。也许正是这种想法，让他选择了“混”。
大一的第二个学期，林宇挂科了。学校把成绩单寄到家里的时候，他和父母都不以为意。这个家庭还没有从儿子考上北京重点大学的喜悦中冷却下来。2006年，大学生的贬值和就业的困难已经被社会热议，却并不影响一个西部县城对高等教育的过度期望，进入大学在那里仍然是一个神话式的前程。在热浪般的羡慕与祝贺中，林宇被父母送到了北京。
像魔咒一样，挂科越来越多。被寄予厚望的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足球。学校有很多人都拿不到双证的先例更是增加了安全感，让他自动屏蔽了内心深处的不安。“从当时挂科的比例来说，不乏那么一批人，有人甚至没到4年就退学了。”林宇试图为自己当时的心理找原因，“我的意思不是说，你看，还有比我差的，应该是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潜在的东西在影响着我们这些人。”
等他发现大溃败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马上要毕业了。“知道双证已经拿不到的时候，我就开始破罐子破摔了。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已徒劳。”他放弃了任何可以补救的机会，带着一张结业证离开了学校。“分别那天，所有人都说这没什么，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虚幻的逆转
林宇不是没想过另谋出路，他称之为喜剧式的创业计划。他不断重温足球中的经典逆转。2004至2005赛季欧冠决赛利物浦对AC米兰，上半场连进3球的AC米兰几乎已经稳坐胜局，孰料下半场利物浦连扳3球，最终靠点球逆转登顶，拿下了冠军。这场赛事，林宇每看一次都会热血沸腾，像信仰一样为之膜拜、癫狂。他开始执拗地认为，自己的一生将只与足球有关。
他注意到很多人工作之后仍然愿意回学校踢球，但是没有一个很好的场地、赛事和信息平台。这或许是一个商机，可以做类似于足球联盟的网站。这个想法燃起了他久违的热情，他开始在纸上草创网站的页面和模版。专注了一个月之后，发现所谓的创意不过就是一纸空谈，他无法对别人清晰解释客户群体、盈利模式。足球带给他的快乐与能够转化的价值之间，差之千里。“兴趣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林宇说。
“其实我只是把足球的逆转投射到了现实生活，变异成了一种病态的自大和赌博式的心理。”林宇这样解剖自己。他觉得愤青情绪也因此而产生，学业的失败、无业的恐慌，都能在一边上网浏览新闻，一边痛骂社会和体制不公的快感中得到释放。这是他的同龄人共同的成长体验，网络信息的海量冲击让他们与社会提前相遇，电脑屏幕上呈现出的喧闹和纷乱，远比真实的生活更有戏剧性和吸引力，关注他者无异于暂时忘记自我困境的止痛剂。
足球中的逆转并不是真实的人生，林宇开始清醒。
同学答应把林宇介绍到自己所在的小公司，要求不高，月薪2000元。然而，等了一个多月后，还是不了了之。林宇决定回家乡跟亲戚学做小生意，他想着自己总还是有“力气”这点价值的。不过，他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亲戚的彩票店卖出一张彩票才赚1毛钱；周围开饭馆的人天不亮就要起床，人人都必须有手脚并用、精明油滑的本事。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真实的底层社会。“原来苦力活也不是谁都干得来的。”林宇开始觉得，他并不属于这个群体，“并没有像小说里写的那样，什么下定决心、发愤图强，虽然没有明确的想法，但是觉得该做点什么了。”
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拿到结业证的大学生可以在两年内重新申请补考换取毕业证。只剩下半年的时间了，林宇决定重拾书本。他开始重新审视学历在这个社会中的分量。脑中的路线图也渐渐明晰起来，虽然拿不到学位证，但有了毕业证，便可以考研，新的学历将冲刷掉结业生的污点。他太渴望摆脱低人一等的不堪境地，回归用社会眼光看来正常的年轻人的行列。
然而，运气好像自高考之后就再也不会降临。在家里埋头苦读，考试时坐火车来北京，挂掉的课程一门一门补过了，最终却输在了最后一科上。55分，宣判了彻底的失败。
林宇说：“那段时间和家里的冲突特别多，有时候会坐着发呆，也不知道在想什么。”此时，他才真正撕开伤口，检视自己犯下的错。他想不通，要用什么样的代价才能挽回4年的荒废。
林宇回到了北京，开始做简历，找工作。他希望能够在自己栽倒的地方重新站起来。尽管单薄的一页纸上，几乎没有可写的履历，但他终于要学着摆脱寄生的窘迫。一个月后，一家小公司接收了林宇，月薪3000元。他告诉父母这个消息的时候，很平静。
“无论如何，重拾了久违的那种规律状态，尽管同学的研究生都快读完了，你以为人家是白上啊。”林宇不再坚持他的“学历无用论”。尽管仍然租着一张床位，每天要用两个小时赶去上班，但他知道，24岁的这一年，他终于不再是个“另类”。偶尔，他也会想，社会压力、亲人的期望、自己的前途，这是不是青春应该承受的。
这不再是一个年轻即资本的时代，工业流水线上的经验主义要求每个人必须在短时间内实现成人化，在一个竞争白热化的社会环境中，犯错的青春会被迅速、无情地抛弃，“做自己”显得既无用又荒唐。当中国的权力和财富固化为当下的“二代”们所继承和享受的物质的时候，他们这代人的横向差距远胜于任何时代。具备特定的血统和遗产，才能有闲庭信步的从容和放逐自己的资本。而对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来说，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才是他们最真实的前路。所谓的“逆袭”，不过是自我安慰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