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了7年之久，安徽省某著名医院急诊内科主任医师张曙再次将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今年年初，他向媒体讲述了自己把4。5万元药品回扣捐给慈善机构的故事。
10年前，他也收过回扣，并认为医生拿回扣是应该的。7年前，他向《人民日报》举报该医院医生收取药品回扣成风等事实，成为安徽省医疗卫生系统的焦点人物、医院的“叛徒”。2003年，他重新接受回扣，并开始用化名“李存田”，将所收全部回扣陆续捐给了安徽省妇联或其下属机构，用于救助失学女童等。
身材瘦小，语速极快，嗓音洪亮，一双露出脚后跟的破袜子并没有给他带来窘态。谈起回扣，现年51岁的张曙情绪激动。
从认可、厌恶、举报个别人、沉默、反思、再拿回扣、媒体亮相、举报整个医疗系统，张曙说，他经历了对药品回扣的感性认识到理性思考，对回扣根源和现行的医疗体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研究。
开始时认为回扣有合理性
张曙出生于皖北农村，年少家贫，1982年医科大学毕业。
1993年，药品回扣悄悄潜入医院，此时的张曙只是听说，没有见过。1996年，他所在的急诊科出现了药品回扣的踪迹，他也接到医药代表“挣几个零花钱”的善意提醒。
“当时我觉得医生很辛苦，工资又不太高，风险大，拿一点回扣也是应该的。”张曙说。
那时有回扣的药品少，回扣也低，是药价的5％，一盒药的回扣不过一两元。医生们在开药时不会注意哪种药品有回扣，哪种没有。有回扣的药品都贵，医生们在开处方时会尽量选便宜有效的药品，没选择余地才会开贵药。即便开了有回扣的药，医生也不会主动找医药代表，都是医药代表主动将回扣送来。
当时医院明令禁止拿回扣，提倡学习白求恩，发扬奉献精神。只有少部分医生拿回扣，对乱开药拿回扣的医生，许多医生都很反感。
偶尔拿一点回扣，每月一二十元，张曙开始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妥。但逐渐他发现，一些医生开始积极开有回扣的药，不该用的药用了，不该做的检查做了，有的医生一个月可以拿到1000元回扣。
面对个别医生的出格行为，其他医生表现出不同的反应，有人羡慕，有人默许，有人反感。而在张曙看来，合理用药拿一点回扣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了拿回扣开药方就有点过分了。
他开始在公开场合和一些非正式场合谴责这些医生，认为他们丧失了医生的职业道德。
回扣可以让好人变成坏人
1998年，药品回扣已经涨到了10％，有回扣的药品种类增多，拿回扣的医生数量增多，乱开药现象开始泛滥，有的医生每月可拿到2000元回扣。
在拿了两年回扣后，1998年年初，张曙逐渐意识到了回扣的危害，退出了拿回扣的行列。
当时他看到，很多农村人本来就无力承担医药费，而有些医生为了拿回扣乱开药，使病人的处境雪上加霜，许多人只好强忍病痛，离开医院。
张曙发现，此时的医院正从一个承担公共卫生社会责任的事业单位变成了一个追逐利益的企业，把追求经济效益放在了第一位，救死扶伤的职责不再是医院的主要任务。医院为了增加收入，大量投入设备，加大病人的检查费用。
“回扣可以把一个好人变成坏人。”张曙说，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的行为对他震动很大。
就在1998年夏季某天，张曙接诊了一位病人，便血、呕血，病危，检查后得知，病人患有心脏病和胃溃疡，病人在就医时也明确告诉了医生，但医生却开出了明确标明“胃、十二指肠溃疡者慎用”的药品，造成病人便血、呕血。
张曙了解到，给这位患者治病的是该院的一位老教授，技术过硬，曾正直清廉，很受大家尊重。他开出的这种药品，一支有10元的回扣，他共给这位病人开了10支。
张曙判断，这绝对不是技术失误，老教授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是回扣让人丧失了本性。
张曙说，这位老教授一直很清贫，他能理解老教授的苦衷，辛苦了一辈子，还不如一个一般的医生收入高。
举报后，同事在背后咒骂他
1998年，张曙开始向医院举报个别医生，但举报并没有得到结果。“医院领导觉得好笑，别的医院比我们更严重，我们医院的情况不算什么。”张曙说，最初举报的目的主要是反对医院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要求医院领导改善医疗管理，方便病人就医。
1998年10月，张曙又向安徽省卫生厅投诉医德医风问题，次月又向安徽省监察厅投诉。但这些举报信不是没有下文，就是转了一圈又回到医院“自查自纠”，不了了之。
1999年1月，张曙向《人民日报》和卫生部实名举报，《人民日报》在了解情况后，刊发报道，引起轰动。
但医院并不认为张曙当时反映的问题是事实。1999年3月，在医院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医院当时的纪委书记称，某人向媒体反映的问题，没有事实根据。
1999年4月，张曙又将回扣问题反映到了安徽省委有关领导处。之后不久，该省卫生厅两位负责同志和医院主管单位的领导分别找张谈了话，希望他不要再向上面反映问题了，“个人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
《人民日报》刊发张曙的举报信后，医院领导认为他搞坏了单位名誉，致使当年参评“全国百佳医院”落选，有同事认为他损害大家的利益，在背后咒骂他，个别人甚至叫嚷着要报复他。
被曝光的当月，医院药商活动减少，虽然回扣照给，但比较隐蔽，医院门诊病人少了一大半。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尽管此事被曝光，但因为查处难度大，最终并没有人受到惩处。不久，药商又回到了医院，病人也回到了医院，既然每个医院都有回扣，为什么不选择技术、设备好的医院看病？
于是，回扣成了药商们的竞争手段，有回扣的药品也越来越多，医生们又开始开大处方，开回扣多的药品。不拿回扣的反而成了少数人。
举报没有遏制住回扣之风，回扣反倒愈演愈烈。张曙也因此情绪低落。
“我真的错了吗”
1999年年底，医院派张曙去北京学习，他也想借此机会离开医院，换个环境，躲避回扣的困扰。然而事与愿违。和来自广东、四川、西藏、新疆等全国各地的医生交流后他发现，回扣已经遍布全国，一些地方的回扣风更厉害，品种更多，数额更大。
在心血管科学习的张曙了解到，一个心脏支架，在国外的价格是300美元，折合人民币2400元，而在国内的售价却是两万元。在北京，使用一个支架，医生得2000元的回扣，有的医生一年可安装100多个心脏支架，仅这一项回扣数额就达到二三十万元。
通过交流讨论他发现，大多数医生都认可回扣的合理性，大家都认为他的举报行为是错误的，有的医生甚至很羡慕北京的医生。
大家认为，医生学历高，技术要求高，风险大，全年365天都要上班，还要终身学习提高。同样是博士、硕士，在别的行业可以轻松工作，拿到很可观的收入，而医生拯救人的生命，凭什么只能得到这么少的报酬？再说，别的行业也都有灰色收入，医生为什么就不可以有灰色收入？
“我真的错了吗？”张曙开始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做法。
“一条鱼死了是鱼的问题，一塘鱼都死了恐怕是塘有问题。”张曙开始反思医疗现行体制，并认为他反对回扣没错，但矛头对准医生不对，举报个别人是错误的。
张曙选择继续留在医院。他觉得，全国都是这样，调到哪里去都逃不过回扣，还是安心工作，不再管闲事了。只要自己不开有回扣的药品，不拿回扣就行了。
竟然给自己亲属开了回扣药
按照用药原则，选用有效的药品、副作用小的药品、价格便宜的药品，张曙按照自己的方式给病人看病，试图摆脱药品回扣。但是，“回扣已经让我无处藏身。”张曙说，尽管想清者自清，但他最终没能逃出药品回扣网，还竟然给自己亲属开了回扣药品。
2002年年初，张曙给其亲属看病，开了处方，但在交费时发现：明明是他开的处方，交费清单上的处方医生竟变成了“戚德如”。医院里根本就没有“戚德如”这个人。其后，张曙开始留心，发现自己所开的每一张处方都打印着“戚德如”的名字，他想了想，“戚德如”不就是“吃得有余”（当地方言）的谐音吗？
“这是医院专门编出来对付像我这样‘不可靠’的医生的，这些医生所开处方全部被计入‘戚德如’名下。这样，药商就找不到处方医生，回扣的事也就不会被我们发现了。”
事发后，经过和医院的理论，2003年2月，张曙所开处方得以恢复真名。次月的一个傍晚，张曙收到了他的“第一个信封”。
张曙说：“我还得站出来举报回扣，我已经无处可逃。”
他开始收回扣，搜集证据，调查回扣网络，大量搜集有关医改的相关文献，他发现整个医疗系统已经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回扣网络。
他发现，尽管药品回扣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开始实行药品招标，但事实上，这给回扣药品披上了一件合法外衣，使回扣药品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医院。目前医院有回扣的药品达400多种。
随着药品回扣品种增多，一些本来质量过关很好卖的药也卖不出去，一旦某种药品通过降价中标，那就意味着陷入绝境。上海生产的一种抗生素“浦虹”，以前每盒56元，医院每月销售7000盒，后来降到了5。5元，销售量不到300盒。
安徽省淮北市药业公司生产的华蟾素注射液，每盒原价3元都卖不动，2004年3月，该公司总经理尹西才被判刑后接受《安徽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为了让这些药品得奖，能挤进医保药物行列，要去打通关键部位人物，后来成功了，结果同样的药品卖到了288元一盒。”目前，华蟾素注射液经过招标、降价，现售价为266。8元。据说，现在一盒的回扣是50元。
张曙说，他是严格按照病人的病情需要来开药的，就这样，一个月下来也有1000元——2000元的回扣。“在院里，一般临床医生每月收取的药品回扣在1000元——5000元之间，狠一点的医生，一个月超万元很容易。而医院极少数掌握药品购销权的人，回扣只能用巨额来形容”。
他认为，在收取药品回扣的利益链条上，医生是最后一个环节，但医生直接面对病人，医生成了矛盾焦点，这对医生是不公平的。“回扣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应该跳出医院看回扣，跳出医疗系统看回扣”。
让回扣用在合理的地方
2003年5月的一个傍晚，张曙收受了装有回扣的一个信封。此前，他极力反对收受回扣，此次则让他的同事十分惊讶，认为他也成了“自己人”。
5月16日，安徽省妇联接待了一位捐款者，他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不愿拿走捐款收据，最后只留下了“李存田”的名字。
然而，让医院的同事没有料到的是，这位“李存田”就是张曙。他将所收回扣捐给了安徽省妇联，以帮助安徽贫困地区的贫困家庭中即将失学、辍学的儿童完成9年义务教育。
3年来，张曙守口如瓶，忍受了同事的挖苦、讥讽和不理解。
安徽省妇联儿童工作部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3年期间，“李存田”共捐4。5万元，捐助贫困失学儿童近百名，他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来捐款，少则数百元，多则数千元。
张曙说：“我收回扣是为了掌握证据，捐给慈善机构是把钱交给可靠人，用到合理的地方。”把回扣捐出去，并不是他高尚，这笔钱是灰色的，不干净的，是带血的，他只想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张曙向记者出示了30张捐款收据，共计金额4。15万元，他同时向记者出示了200多个信封和300多张名片。
信封是医药代表们装回扣用的，每个信封上写着药品名称、7×5、6×10等数字，以及“急内张主任”等一些字样。
张曙说，这些都是医药代表写的，前面的数字代表药品数量，后面的数字代表回扣数额。
信封上的统计数字都是医院内部的人统计的，医生开了多少药，有专人统计处方，每个月月底都按药物的种类打印出清单，然后提供给药商。
张曙说：“医院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回扣网络，药品回扣已经让医生无处藏身，只要你开药治病，就会有回扣，与其让回扣被其他人吃掉，还不如用在合理的地方。”
“药品回扣让医生声誉扫地，关系到整个医疗系统和社会的发展，到了不得不治的危急关头。”张曙说，他这次露面，是想让大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找到治疗药品回扣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