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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知识拯救的生命

1973年的某个深夜,年近六旬的顾准独坐在京城的某个牛棚之中。

那时,最爱他的妻子已在绝望之余自杀了,亲密的朋友相继背叛消沉,连他最心疼的子女也同他划清了界线,而那场“文革”浩劫,似乎还没有任何终结的迹象。

人活在那样的时节,似乎真的走到了尽头。但读书人顾准就在这时开始写书了。

他默默地在一本小学生的习字簿上写着字,他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写下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神游千古,忧在当代。他恐怕已不能肯定这些文字是否还会变成铅字——事实上,直到20年后,才由一家地方出版社印刷了这部手稿。但他还在默默地写,写到“生命如一根两头燃烧的蜡烛,终于摄施了它的所有光芒”。

顾准没有自杀、没有绝望,一位唯物论者在最黑暗的时候仍然没有放弃对人类未来的信心。许多年后,他的好友于光远说:“是知识在这个时候拯救了她的儿子。”

几千年前,在遥远的巴尔干半岛,一位叫柏拉图的大哲人写过一本对话体的《理想国》,哲学家是那里的国王,知识是无上的食粮。在那个精神家园中还有一条很有趣的“法律”:一个人,哪怕他犯了死罪,但只要他还在读书,那么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他就还有救。

事实上,是看在知识的分儿上,这个人还有救。

网上有位爱读书的商人写了一篇散文,讲述自己年近六十,才拥有一张小小的书桌时的欢愉心情。那份迟到的天真,满溢纸上,真是让每个人看了都替他高兴。

书桌是一个象征,一个读书人富足踏实的象征。

当年抗战爆发之时,北平学生奋起抗争,那至今回荡在历史星空的吼声便是:“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一个时代,连书桌都放不下了,那问题的严重性便可见一斑了。

然而,读着那位商人的文字,在为他高兴之余,又不免有了几分替读书人伤感的凄然。

少年时负笈远行,走一站是一站,自然没有一张固定的书桌;到了青年,赶上一个激越的年代,上山下乡,在广阔天地中,书桌是一种应该远离的“小布尔乔亚情结”;到了中年,开始为生计、为职称、为篮中菜、为身边娃而忙碌浮沉,书桌简直就成了一个缥缈的奢望;只有到了儿孙成家、退休事定后的晚年,好不容易喘上一口气来,才蓦然想到,当了一辈子的读书人,还没拥有过一张真正的、宁静的书桌。

于是自怜、茫然,开始匆匆置办……

这样的描述,几乎是我们父辈的“人生公式”了。

很多年前我大学毕业之际,一位年年拿一等奖学金的同学放弃保送研究生的机会,毅然决然去了当时领风气之先的南方。在毕业晚会上,他昂然宣称:在30岁前,成为一个有自己书桌的读书人。

那份豪情壮志,为伤感的晚会平添了一缕憧憬。

在那样的时刻,一张书桌,在学子的心中便意味着全部的“物质基础”——要想有张书桌,总得先有买书桌的钱吧?总得拥有一个放书桌的空间吧?总得有毫不犹豫买下任何喜欢的书的钱囊吧?总得有从容读完一本书的宽裕时间吧?总得有一群可以从容地交流读书心得的朋友吧?

如果你能在30岁之前,拥有这一切,你不就拥有了一位现代读书人的理想的全部了吗?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离那个晚会已经有20多年了。

20多年来,我们的所有努力其实都是为了能走近一张自己的书桌。

“哪怕在这个深夜,只有我一个人还在读书写字,人类就还有救。”我不知道在很多年前的那个京城牛棚之中,被幸福抛弃的顾准是否闪现过这样倔强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