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北京的房价可了不得了！”
“可不是嘛，简直涨得没有王法了，要照这个闹法儿，这简直是不叫下等人在北京里头住了。”
听了上面的对话，我猜很多朋友会以为这是两个现代的购房者在抱怨，但让人惊奇的是，这个对话出现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的北京，被一个名叫加藤鎌三郎的日本留学生听见，如实记录在了一本名叫《北京风俗问答》的小书里。
民国十三年北京的房价，自然比民国初年高一些，不过要是跟今天相比，那实在是便宜到了姥姥家。众所周知，就在那一年鲁迅先生在北京第二次买房，买的是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一座四合院，3间正房、3间南房、东西各两间小厢房，总共10间房子，占地400平方米，不算契税和装修费，总共才花了800块大洋。
那时候，北京城内三等巡警月薪8块大洋，纺织厂女工、估衣（旧衣）店伙计和小学教师这三个工种的平均月薪是16块大洋，人力车夫昼夜倒班拉车，刨去违章罚款和交给车行的“份儿钱”，旺季一个月能挣15块大洋。鲁迅属于高收入群体，他在教育部上班，工资加上稿费，每月能挣300块大洋。谭鑫培、梅兰芳等戏曲大腕的收入就更高了，在台上唱一出戏，就能拿到几百块大洋的“戏份儿”。也就是说，当时工薪阶层忙活四五年时间，挣的钱就够买下一处小型四合院了；明星买房更容易，一座四合院仅仅是两出戏的报酬。由此可见，那时候北京的房价还算合理。
但是老百姓为什么还要抱怨房价“涨得没有王法了”呢？两条原因，第一，他们不像我们这么容易满足，花十几年时间还清房贷，还感到倍儿划算，那时候的人们还没经受过高房价的洗礼，即使工作四五年就能挣一套四合院，他们也觉得太贵，也许在他们心目中，理应工作两三年就能挣一套四合院。第二，他们感慨并抱怨的，不是800块大洋一套的四合院，而是一处天价房。
那处天价房位于王府井附近，业主是满洲人，曾经是清廷的军机大臣，鉴于他的后人都还健在，这里不便提他的名字，姑且以军机大臣称之。话说军机大臣在民国不再是军机大臣，没有了挣外快拿高薪的机会，一大家子人坐吃山空，渐渐出现了财政危机。
为了解决这个危机，军机大臣想把自家多余的房子高价租出去，每月赚些细水长流的房租，足以补贴家用。
可是四九城里那么多花园别墅濒水豪宅，人家凭什么愿意出高价租用他的房子呢？有人帮军机大臣出了一主意：炒作。
炒作的手法很简单，那就是高价卖房，使劲往高里报价，让他的房子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于是军机大臣贴出告示：某某胡同某某花园21间房屋出售，起价5万两。
5万两是白银，折成大洋是7。5万块，21间卖7。5万块，每间就是3570块，按一间房20平方米估算，这些房子的单价就接近每平方米180块。这个价位当然是天价，因为当时北京最贵的新式洋房，配有电灯电话和“能冲水的洋马子”（即我们现在说的抽水马桶），位于地价最贵的西交民巷，每平方米也不过要价70块大洋，军机大臣家的房子虽然由日本建筑师设计，带一座堆着假山的花园，但毕竟是前清时盖的，还是旧式的瓦房，里面没电灯没电话没有洋马子，位置也不在西交民巷，每平方米敢要180块大洋，岂不疯了？
军机大臣没疯，他高价卖房，用意不在于卖，而在于租，把房子弄成天价房，买是不大可能有人买的，但名气必然打响，租价必然上涨。果然不出他所料，天价房的名气打出去之后，很多有钱而且烧包的富人慕名而来，租借他的花园办红白喜事和招待贵宾，每天的租金竟然涨到了200块大洋！这个手法颇似前段时间风头甚健的钓鱼台七号院把房价报到30万一平方米，然后再声明不卖，留给企业“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