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多年前的事了，许多细节已不甚清晰，但有些感动我终生难忘。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刚刚经历了母亲病故的重创，跟着父亲在北京靠卖晚报谋生。有一天，男孩突然病倒，在家坚持了整整一个月，实在扛不住了，才被父亲送到医院。入院时，父亲身上仅有200元钱。这是他们父子进报纸的钱，是谋生的最后一点儿本钱。
很快，我们诊断出男孩患的是重症——吉兰·巴雷综合征，要靠呼吸机才能维持生命。这时，钱成为最大的问题。最后，这位父亲让老乡帮忙守着儿子，然后满面愁容地回老家借钱。三天两夜后，他带着1。2万元回来了——他借遍了全村。可这三天两夜花掉的医药费，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数。
两天后的一个清晨，一辆破三轮车停在了抢救室门口。我走进病房，看到男孩的父亲已经收拾好了。“我们已经没钱治了，谢谢你们的好心！趁孩子还有口气，我要把他拉回老家。”他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跟我告别。在急诊科，这样的事已不是第一次发生。
我站在那儿，看着他把男孩的气管插管拔出来，看着男孩的氧合从100%降到92%，再降到85%……我的内心在激烈地交战：救不救？我用右手用力掐着自己的左上臂，却一点儿都不觉得疼，眼前只有男孩父亲的眼泪、男孩的眼泪……
过去了大概30秒，格外漫长的30秒，我小声说了一句：“插管！”话音未落，啪的一声，身后马上递过来一个喉镜。原来，护士已在我身后守候多时，就等着我纠结之后的这声命令。
两周后，男孩脱离了危险。出院时，父子俩跟医院签了一份长达30年的还款协议，每月还200元。即便这样，他们还是经常还不上。
男孩出院后，经常会在晚上溜到我们分诊台前，扔下两份当天的晚报，转身就跑。每次他来，为了他的自尊，我总是假装没有看见他。当他转身飞跑出去时，我就会很享受地看着他的背影。
这时候，我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被触动了。我做急诊医生近30年，有太多的辛苦、太多的委屈，但和这种无可比拟的幸福体验相比，那些都不足挂齿。我感谢上苍给了我如此至真至善的职业，它固有的光芒可以令世间所有名利都黯然失色。所以，我经常问自己：即便中国医生的职业环境近乎残酷，我们会轻易放弃最初的梦想吗？
还有一个故事发生在两年前。那天，我上急诊监护室的二线班，一位32岁的女病人，突发急性重症胰腺炎，病情非常严重，入院时还发生了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和病人的父亲谈病情时，我告诉他住院至少需要1万元押金。老人焦急地说：“钱正在路上呢。今天急诊的治疗抢救费能不能先欠着？”中午时分，总算盼到了送钱的人——几经辗转，只借到3000元。交不上钱，病房也“收不了”。我坐到病人床边，一边紧张地观察病情，一边等着再去“找钱”的人。
接近下午5点，病人家属满头大汗地拿来1万元，她父亲问：“够不够？”“肯定不够。”“那还需要多少？”“按照她的病情，通常会超过10万元，而且……”我说得小心翼翼，虽然明知这些话会让他很痛苦，但又不能不说。末了，还要加一句“可能人财两空”。
已经过了下班时间，我没有催促他。在狭小的办公室里，我们面对面坐着。老人强忍的眼泪还是落了下来，满脸的沧桑使得泪珠拐了几个弯儿，才终于汇到胡子拉碴的下巴上。他念叨着：“我怎么能不救她呢？她娘早早就走了，我拉扯大他们姐弟。儿子去年结婚，我借钱给他盖房，欠了一身的债。这，我再跟谁去借呢？你容我想想……”
这位父亲终于慢慢起身了。他走了过来，干裂的嘴唇一张一合，半晌才出声：“我们不治了，我们回家。”这话并不让我觉得意外，但我真切地感觉到了心的刺痛。后来，我们小心地把患者抬上车，我看见她在哭，无声地哭……
她有一个动作我至今不能忘记：抬起她时，她使劲抓住病床的栏杆不撒手。我知道，她这是在传递强烈的求生愿望。
像她这样的年龄是不该被放弃的，这是无奈的放弃。如果你不能理解“无奈”二字，就看看那位父亲的眼睛吧。倏忽间，这“无奈”二字就狠狠刻在你的心头了。
通常情况下，令我揪心的不仅是那些病重的人，更是像这位可怜的父亲表现出来的那种难以遮盖的自责。我想对他说：“老人家，这不是您的错，不是！”那么，这是谁的错呢？谁该承担这份苦难、这份生命之重呢？退一步说，如果这位父亲不是如此善良、懦弱，如果他坚持接受治疗并最终人财两空，他会不会迁怒于医护人员呢？会不会咒骂我们医生赚了“黑心钱”呢？
面对这样的场景，医生心底那异常激烈的冲突又有多少人能理解？我只想说，谁都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简单评判对错。当下我们各行各业呈现出的某些乱象，或许只是社会转型时的一种必然经历。在种种冲突、困扰之中，我们都应该相信，绝大多数医生仍在竭力坚守着纯净的信仰和神圣的职业精神。
对临床医生而言，最难的部分永远不是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