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文化市场经过一阵子的清理，沉寂了几个月，最近又繁荣起来了。卖鸟的、卖花的、卖书的、卖画的和卖小百货的，都悄然在山坡边铺摊搭架，熙熙攘攘。
我的住处就在附近，距离那里不过几百步路。能在那几十个旧书摊上觅得一本十分珍稀的书，或在画市上买到一幅奇绝的旧画，是常有的事。
大约是十几天前的一个下午，我又去了那里。顺着山坡往东走，是书摊和画市。我边走边看，不觉到了尽头。再往东，是一片临时搭起的工棚。济南这样的工棚很多，几乎在所有建设场地都能看到。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动机指引着，我意欲继续往前走，到那片工棚里看个究竟。工棚大约有十几个，都是用砖简单地垒起来，上面盖了那种遮雨的石棉瓦。我从西至东一个一个地看，有的是用来放粮米和建筑材料的，有的是做饭的锅灶，有的是住人的宿舍。宿舍里并没有床，只是在地上凌乱地铺了些干草，干草上是几张破旧的席子。看到这些，我的心中就有些苦涩的东西在流淌。房子都没有门，只是一个个长方形的洞，看了几个也都没有人。走到尽头处的一间房子里，终于看到一个人。他蹲在席子上，手里拿着一本书在看。好奇心驱使着我走进去。他怎么没有去工地？是负责看东西还是休息或别的什么原因。我站在他的对面。他毫无敌意地坐直了身子，很客气地与我打招呼，并把书放在了身后的一堆被褥上。我看到了那本书的封面，那是余秋雨教授的《文化苦旅》。在《道士塔》一文中折叠了一页，显然他正读到这里。我十分惊诧。在这样的一个工棚里，有人在读庄严的《文化苦旅》，而不是金庸、琼瑶或三毛。坐在我对面的那个蓬着头发，脸色紫黑，衣衫不整的青年，顿然已不是一个粗俗的外乡打工仔了。我用很沉静的目光看他，那是一双茫然中透着睿智的眸子。他说这本书他是读第三遍了。我问他书的来历，他说是上一个月发工资后，给家里寄去钱，从自己剩下的生活费中节约买的。他说现在书贵，一个月他只能买一本。他又从角落里的一个纸箱子里拿出两本书让我看，一本是钱钟书的《围城》，一本是周作人的《谈天》。
一种沉重的情绪袭上心头。挤出生活费来，而且是那点可怜的生活费，买这样庄严的书。他是济宁人，高考落榜，娶了媳妇，却又不甘于乡间的闭塞，于是随村里人来到济南。他全然没有我那种怆然的情绪，他很得意于他的工作和收入。一个月挣了钱给家里汇一些，然后可以在街上买各种过期的报纸杂志看。他又从那个箱子里拿出几张叠得很好的报纸给我看。那是几张地市报副刊上发表的他的散文。他很自信地告诉我，他在这里干几年，挣些钱买些书，而后回家写乡间的故事。
我邀请他到我的家里，送给他我最近出版的几本书，我在每一本书上都签了自己的名字，并写了一句勉励的话。他喜形于色，当下就痴痴地读起来。
之后，他经常到我的家里来，成了我的朋友。我的这位朋友在我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我以为，他的人生，他的生活，要比那些每天出入于高楼大厦为财富而奔忙的人有意义有价值得多。他的工作在有些人看来是卑微的，但他的心灵是高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