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网站举办的活动中，肖周被选作“中国医疗健康领域最具典型意义的传播者”之一，不同于肿瘤学家乔友林、“急诊科女超人”于莺等其他嘉宾一串长长的头衔，肖周的简介只有5个字：职业试药者。
据报道，我国平均每天有370种新药问世，每一种新药在投放市场前，必须经过临床试验。在2012年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农工党中央就提交提案称，我国目前参与试药的人群总数约有50万。
26岁的肖周只是其中之一。他使用过多个化名，从没告诉过家人试药的经历。和大多数试药人一样，他觉得做药物试验“不光彩”。从2011年至今，他参加了近20次药物试验，拿到的报酬有三四万元。
每一次药物临床试验，受试者都可以获得一笔补偿费用。据一家新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公司（CRO）的工作人员介绍，这笔费用包括误工费、采血费等费用，少则几千元，多则数万元。
这位工作人员特别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强调，这是一笔补偿金，并不是工资。但是仍有不少人将试药作为职业，甚至以此为生。
在第一次参加药物临床试验之前，肖周在一家证券公司做了3年销售工作，月薪不足2000元。生活的拮据，让他又想起药物临床试验。肖周称，在国内进行药物试验的大多都是仿制药，很多药物都在其他国家进行过人体试验，所以他比较放心。
从那时起，这个自称从小就百毒不侵的人又参加了几次试验，包括胰岛素、狂犬疫苗等药物。然而，随着参加试验的次数越来越多，最初的那种轻松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痛苦。
让他产生动摇的是2011年做的一次胰岛素的试验。一开始对方通知他没有通过体检，但过了一个礼拜后又说，“不合格就凑合来吧”。
进行药物临床试验时弄虚作假，特别是体检时蒙混过关，在试药者这个群体中，已是见怪不怪了。一位试药者就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吹嘘，吸烟的人想通过尿检，可以在尿检的时候，滴一两滴白醋；用10倍药剂量的联苯双酯应对饮酒问题，这样转氨酶就会变成正常值；再比如，在胳膊的针眼上涂些粉底液，就可以在另外一家医院蒙混过去。也有的受试者，在医生面前吞下药物，离开医生视线之后再吐掉。
试药经历听起来更加残酷。第二天早上7点，肖周来到医院，护士给扎了两根静脉留置针。8点，护士又在肖周肚皮上打了一针胰岛素，接下来就是5分钟一次的抽血，持续了24个小时。
24个小时里面，肖周一次也没下床。“医生不让吃饭，一直在输生理盐水，”肖周说，“如果渴了护士就会把盐水开大一点，饿了就忍着，连上厕所都在床上，大夫给弄个尿壶。”
“我们就是小白鼠，甚至都不是带引号的小白鼠。”肖周回忆说，“那感觉就像囚徒一样”。
事实上，这种做法并不符合规范。按照规定，受试者在参加药物试验之前应签署一份《知情同意书》，其中包括试验项目的内容、约定的各方的责任和权利关系，以及药物试验的风险。
但在现实中，这种违规操作并不少见。“作为受试者，你提出的任何意见都可能被忽略，你只能按照负责临床试验医生的话去照做。”他告诉记者，“医生们和中介们喜欢不说话的试药人。”
另一方面，不少受试者对《知情同意书》的内容并不在乎，很多人甚至都没有多看，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仿佛只是走个程序。
对于大多数来自农村，文化水平不高的试药者群体来讲，很多人可能也看不懂《知情同意书》。“圈内流行一个公式，钱数÷天数=药物危险性，很多人就按这个来计算要不要来参加试验，”肖周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给钱多的，反而不敢来。”
据肖周介绍，一些中介抓住了受试者这种心理。本来风险性高的药物试验，补偿金本应会高不少，但是担心受试者不敢报名，会故意压低报酬。
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在试药流程中的违规操作，可能会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对整个药物临床试验乃至可能上市销售的药品带来安全隐患。
“我们试药者获得的金钱和我们的付出真的匹配吗？”这是让肖周一直困惑的问题。
一次试验中，在医生电脑上无意看到一份文件，肖周发现药厂准备给试药者的钱是3万元一个人，但是那次试验他只拿到了2500块钱。
“受试者进行权益维护的最大难点，在于一个人与药企或医院的对抗，”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卓小勤说，“他们明显属于弱势群体。”
当“为了金钱，出卖身体”、“拿健康换明天”等字眼出现在报道药物试验者这一群体的新闻报道中，肖周觉得“尊严受到了伤害”。
偶尔，他会觉得自豪。特别是2012年夏天，一次陪朋友去药店买药，药师拿出一盒药，就是肖周第一次试的治疗过敏性鼻炎的药物，“你们不知道，我那个时候的心情，有种不能被表达的激动，还有些略带冷漠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