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人类社会没有专业分工，大概就是谁留下的后代多谁就算成功，但这条标准现在肯定行不通。很多举世公认的智慧人士都独守终身，有的哲学家甚至宁愿站在旷野大地上等着流星把自己砸死，虽然很难如愿，但至少也算是极有诚意的死法。我们耳熟能详的达·芬奇、笛卡儿、康德、尼采、牛顿等人，大多连一个后代都没有留下。若以此标准衡量，他们可谓彻底失败。
但人类总有一比高下的欲望，特别是在智慧方面，虽然不可能制订出完美的评判标准，还是有人采取了行动，那就是智商测试。西方人特别爱做这种事情，结果测来测去，反而测出了一个大麻烦。
新西兰科学家弗林仔细研究了21个国家几十年来的智商测试结果，发现美国人的智商一直呈上升趋势，平均每10年提高3分。这种趋势后来被命名为“弗林效应”，这一研究结果发表在1983年的某期《自然》杂志上，立即引起了轰动，一度被认为是裁决先天与后天之争的有力证据。后续的观察证明了他的判断，人类智商自1990年被系统记录以来，一直处在稳步上升中，这意味着我们似乎比父辈要聪明很多。
然而，这引出了一个反常的推论。如果把当前的智商标准分值定为100分，根据这一上升趋势向前反推，似乎百余年前我们的祖先不是白痴就是弱智。很明显，牛顿、伽利略等人绝不会同意。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怪的矛盾呢？
虽然有很多理论试图解决这一难题，但都没有强大的说服力。其实，对这种超乎寻常的现象可能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智商测试根本没有意义，它并不能衡量什么，也不代表什么，只是一个游戏罢了。智商数值的提高，只表明人们做这些题目比以前更加熟练，仅此而已。其实，很早之前就已经有学者指责智商测试是一场巨大的骗局。但因为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产业，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满足人们的某种好奇与自负心理，所以仍然会长期存在。
很多中国人对智商测试不感兴趣，但一年一度庞大的高考阵容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视角。有研究表明：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2008年为止，总计产生了上千名各种“状元”，这些花样繁多的“状元”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惊奇，他们毕业后很少有人在职业发展中出类拔萃，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闻名全国的科大少年班也面临同样的尴尬，有人索性出家了事，以此躲避激烈的社会竞争。反倒是那些取得了一定成就的社会人士，却常常面临学历不过关甚至造假等指责。更为有趣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大批人士下海经商，成功者的学历往往不高，而为他们打工的却不乏所谓的名校精英。
这些问题涉及智慧的定义：到底什么是智慧？
创作《红楼梦》的文学大家曹雪芹与编程高手比尔·盖茨，谁更有智慧？辐射化学的开拓者居里夫人和现代分子生物学奠基人沃森，谁更有智慧？生活不能自理的数学家陈景润和同样生活不能自理的霍金，谁更有智慧？
通过简单的对比就可以知道，智慧不能单纯而笼统地加以比较，而必须被进一步细化，比如数学能力、语言能力、文字能力、抽象思维能力、空间想象能力、绘画能力等。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曹雪芹的中文书面表达能力比较强，而霍金的宇宙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强。
既然有这么多可以细分的标准，那衡量两个人的智慧差异时，又该以哪个标准为依据呢？如以中文表达能力计，曹雪芹的排名无疑在霍金之上。霍金就算嘴上不说，心里肯定也有意见。他的意见将代表一大批外国人的意见，甚至连爱因斯坦都会因此而大发雷霆——他的绘画能力比不过毕加索，音乐能力比不过贝多芬，而拳击能力又比不过泰森，这样看，他简直一无是处。
这种现象看似复杂，本质却很简单，智慧本身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根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用单一的模式加以衡量，它是想象力、理解力、感知力、直觉、灵性以及身体条件等组成的复杂的综合系统，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清晰的认识和研究。但我们知道，智慧蕴含着巨大的创造力和开拓精神，与人体其他部分密切合作，形成了无法阻挡的前进动力。人类的进步是综合作用的结果，厚此薄彼的思想或测试方法注定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意义。
基于这种观念，人类的智慧应该理解为大致相当，些微的差别只不过是观测角度不同所致。我们不应该因自以为高人一等而兴奋，也不必因低人一分而自卑。从这个角度理解“生而平等”将更有意义。
总而言之，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身体，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大脑；因为有了这样的脑袋，所以有这样的智力去指挥这样的身体。学习能力的提高只是大脑的副产品，然而正是这个副产品，使人类走上了进化发展的加速通道，用極其特殊的方式带来了更为深刻的改变。特别是脑袋增大导致的生育困境，竟然通过离奇曲折的途径把我们引向了文明，虽然那可能并非大脑进化的初衷，但自然选择再次用诡异的联系向我们展示了造化的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