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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反浪费为何陷入周期律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履职以来,励精图治、勤政爱民,气象为之一新。其中,最能令老百姓感受到换届变化的,当属改进作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遏制“舌尖上的腐败”,到打击“车轮上的铺张”,一场反对公款浪费的战役全面打响。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农耕文明,行勤俭、反浪费早已成为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修身齐家,则有“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针一线恒念物力维艰”的教诲;治国平天下,则有“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的规劝。翻开历史,不少君主曾经推行节俭,却最终陷入俭始奢终的周期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其中的历史原因、深刻教训,值得思考,更值得借鉴。

中国古代历史上,南朝宋武帝刘裕素以倡导节俭著称,史书称“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刘裕不仅严于律己,而且严格要求诸皇子保持节俭品德。刘裕将卑微时躬耕所用的“耨耜之具”一并收藏,他驾崩之后,宋文帝刘义隆一次偶然看到,感到“色惭”,近侍之臣趁机进谏说,太祖正是为了让陛下睹稼穑之艰难、知先帝之至德。用心之深,令人感慰。

然而,效果却并不如意,刘裕在世时,子弟生活已日趋腐化,其弟荆州刺史刘道怜,“贪纵过甚,畜聚财货,常若不足”;刘裕去世之后,刘氏皇族更是快速滑向奢侈,刘裕之孙孝武帝刘骏看到刘裕精心留下来的生活器具,竟称刘裕为“田舍公”,不屑之情,溢于言表。武帝之俭,二代而绝。

隋文帝杨坚同样崇尚节俭,有一次看到太子杨勇佩戴装饰,遂语重心长地训诫说,自古帝王未有好奢而能长久的,你是储君,当以俭约为先。杨坚如此看重节俭品德,将崇俭抑奢作为选择接班人的重要标准。当时的晋王杨广探知其意,开始经营节俭形象,以与杨勇逐鹿太子之位。

文帝尝幸其第,杨广将美姬隐匿于别室,唯留老丑示人,又改屏帐为粗布,绝乐器之弦,故意不拂去尘埃,让人感觉经年不用。文帝见之,果然认为杨广勤俭节约、不好声色,“由是爱之特异诸子”。然而,似俭何曾俭、云勤未必勤,杨广最是穷奢极欲、好大喜功。文帝之俭,一代而绝。

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不久,也以节俭治天下。先下一道诏书,销毁金银器玩,以供军国之用,接着又下一道诏书,规定百官服带,三品以上,听饰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银;更规定自今天下不得采珠玉、织锦绣。两道诏书,不仅销奢侈之物、明节俭之志,更是对官员服饰按照品级做出严格规定,以俭治国可知矣。

然而,两年之后,有胡人说海南多珠翠奇宝,李隆基就命监察御史杨范臣与胡人偕往求之,自己立的规矩,自己又来打破,幸而杨范臣犯颜直谏,李隆基适才“遽自引咎”。欲望之于制度,如惊涛拍岸、水漫金山,但像杨范臣这样的骨鲠之臣却并不常有,于是李隆基在一步步突破自我规定中走向奢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感叹道:“始欲为治,晚节犹以奢败,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明皇之俭,不过数年而绝。

封建帝王崇尚节俭,为何总是陷入俭始奢终的周期律?根本原因就在于权力不受制约,道德自律在膨胀的欲望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倒可以模仿阿克顿勋爵的那句名言,权力导致奢侈,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奢侈。

更何况节俭日久,还会产生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节俭悖论”。节俭的结果是财富积累、国库充盈,这在客观上又会刺激奢侈欲望。生于深宫之中的公子王孙,会感到疑问,节俭带来的繁荣,如果不是为了享受,又是为了什么?这就与近日微博上一位官员的反问具有同样的逻辑:不为贪污,当官干什么?所以,权力可以世袭,但是节俭却难以传后。

走出反浪费的历史周期律,就要回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对中的那句名言,“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就要按照习近平同志的要求,“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