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击溃纳粹德国的胜局已经奠定。随军队、武器装备一同登陆的，还有成箱成箱的图书。事实上，自此开始，美国图书在欧洲开辟了文化战场，这场“战事”具有重要意义——由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直接领导，盟军司令部的心理战部具体负责，成为了盟军对德国占领区和德国本土的“巩固性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打消民众对盟军的敌意。
美国图书的到来，还有助于重塑民众的思想。美国的宣传规划者认为，最短两三年，最长十多年的时间里，纳粹宣传机器让种族主义思想等邪恶观点深植于其控制地区民众，要重建欧洲，恢复和平和文明，就必须设法“解毒”。推销美国图书还有助于树立欧洲人对美国的好感。因为纳粹宣传机器的塑造，美国人、美国政治、美国军队、美国文化都被贴上了负面标签，追溯到二战战前，美国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印象也由粗鄙、没文化、贪财几点组成。
二战时期及德国本土在战前的几年内，纳粹德国实行文化钳制政策，不仅大量迫害犹太人等少数族裔、族群，而且还批量性的焚毁各地的图书馆藏书，实施严密的出版限制，多数品种的图书被禁止出版。纳粹德国的政策后来还被复制到了德国占领区。可以说，盟军在1944年收复的欧洲，多年来剥夺了民众阅读自由和阅读资源，民众有着很强的阅读愿望。这种情况也同时出现在二战期间美国的盟友国家中国以及敌手日本。
美国主导的盟军，之所以热衷向欧洲人推销本国图书，其动力还在于美国的出版业企业的扩张愿望。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都有着悠久的艺术、文化传统，但这一切在战争期间受损严重，很多作家、艺术家受迫害而死，还有很多人逃去了美国，这意味着创作质量和数量都在降低。战争期间的创作自由，对于欧洲人来说当然是种奢望，某种意义上出现了创作断层。而纸张这种战略物资在欧洲的管控尤其严格，相比之下，美国虽然也收紧了纸张管理，却经科学评估发现，新闻业和出版业用纸仅占军事需求的1%。也就是说，限制这两个产业的用纸，没有太大实际意义。对于美国的出版企业来说，进入1944年的欧洲市场，可谓千载难逢的绝佳机遇。
美国作家约翰·B。亨奇所著的《作为武器的图书：二战时期以全球市场为目标的宣传、出版与较量》一书，向读者叙述了以往的二战史作品中较少提及的“图书战事”，即美国是如何借助盟军大反攻的机会，将突出美国历史和价值观的图书推销给那些从轴心国军事镇压中解放出来的民众手中，完成“解毒”+“洗脑”。
公允而言，这场“战事”在祛除欧洲大陆种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和国家之间的仇视方面成效明显，推动了包括法国人、德国人、荷兰人、意大利人等欧洲各国居民战后抛却仇恨、实现和解、恢复理性的进程。尽管这其中美国不无私心，但美国本国作家和思想家的水平在当时确实已经提高到不低于欧洲大陆国家的层次，特别是美国战前大量接纳欧洲逃亡作家、思想家和艺术家，实现了多元化、包容性的文化繁荣，再将这种文化繁荣带来的成果回馈给欧洲各国，这值得肯定。相比之下，美国对日发起“图书战事”的准备就很不充足（核武器的使用、苏联的参战加快了日本法西斯的崩溃），而后美国占领当局为服务于其冷战战略需要，又过早的结束了日本的民主改造，这使得日本的军国主义、封闭型国民性格和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并未彻底得到清算以及根除。
当然，“图书战事”并未彻底扭转美国文化、美国社会在欧洲人心目中的粗鄙地位，这恐怕是这场“战事”的发起者所始料未及的。这显然应归结于战后欧洲重建，社会和文化秩序恢复情况下，英国、法国等文化大国重新具备了高质量的文化生产能力，从而形成了对于美国文化渗透的防御甚至反击。二战战后，英法等国彻底失去了主导国际事务的霸权，不仅国家重建有赖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援助，而且在之后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更遭美苏联手压制，欧洲人的骄傲似乎不复存在，埋汰美国和苏联就这样成为一种心理调适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