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为迎接新中国第一个国庆日，“林荫大道”工程在长安街热火朝天地开始了。根据规划，从东单路口到西边的府前街东口，在原有15米宽的沥青路南北两侧，各修一条15米宽的新路，新路与旧路之间，种上了４排高大的乔木。
“当时我们参加拓马路，还在王府井砌高台，有两三米高，同时要清理沿街很多垃圾。”北京规划学会理事长赵知敬，当时才上初中，作为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也参加了修建大道的“义务劳动”。
此时，一幅关于“长安街如何建设”的规划蓝图也慢慢展开。
请苏联专家帮忙规划
“解放后不久，苏联专家先做了一次规划，图画得特别简单，就一大条。”原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董光器翻开城建档案，指向1949年苏联专家设计的长安街行政建筑设计图。其中，苏联专家提出，利用东交民巷操场空地并沿长安街建设行政办公楼。这一规划的核心思想是将北京的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区。
这一设想却遭到中国本土专家的反对。1950年，梁思成、陈占详刊印长达2。5万字的“梁、陈方案”，其中特别提到沿长安街盖行政大楼这种模式存在种种弊端，建议在西郊发展新的行政中心。
“就这样，围绕着‘行政中心区位置’的讨论，全国建筑师聚集到北京，反复做规划方案。”赵知敬回忆说，整个50年代对长安街的规划，虽然做了很多，但思路并不太清晰。
1951年，纺织部、燃料部、工业部在苏联专家提议的空地上一一开工。随着经济形势好转，“今儿盖一栋楼、明儿盖一栋楼”。
北京急需一个整体规划方案。1953年，北京市委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聘请苏联专家指导。6月下旬，又指定了几位老干部，抽调少数党员青年技术干部，研究这个问题。不久后，北京市委第一次向中央上报了统一的城市规划意见——《改建与扩建北京规划草案要点》。
行政中心最终被确立在旧城，长安街作为“中央主要领导机关所在地”被明确提出。但长安街的布局依然不很清晰。
1955年到都市规划委员会工作的赵知敬回忆，那时，新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规划专业。于是决定邀请苏联专家来做详细规划。“我们当时就听苏联专家讲课，每天看苏联的教科书。”在“苏联专家结合娃娃兵”的模式下，完成了1958年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
在这份方案中，长安街的蓝图基本绘定。新的北京城被定性为“全国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长安街则肩负起全力体现这一主题的重任：中央其他部门和有全国意义的重大建筑，将沿长安街等重要干道布置。
“大马路主义”
1958年方案的执笔者之一、时任北京城市规划管理局总图室主任的陈干，对长安街作为北京“东西轴线”的建设，满心憧憬。他希望通过长安街的规划，形成有别于紫禁城的轴线，与传统的南北轴线相交于天安门广场，确定出北京城新的“零点”（城市坐标）。
在赵知敬这些老北京心中，长安街能作为“东西轴线”是由它的历史地位所决定的——它是北京旧城最宽的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而且又临近天安门广场。
长安街在历史上正式的长度只有3。8公里，从东单到西单。“东单往东到建国门，西单往西到复兴门都没有路。要走，只有穿胡同，拐几个弯，就跟血管似的。胡同只有6米左右的宽度。每天公共汽车在里面满满当当地开着。”赵知敬回忆说。
这样的格局在1958年被彻底改变。国庆10周年前夕，西单到复兴门的邱祖胡同等，东单到建国门的裱褙胡同等，全被拆除，修起了35米宽的沥青路，复兴门到建国门全线贯通，长安街长长了——6。7公里。道路彻底打通，为两侧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１０年大庆为长安街的建设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在董光器看来，如果只有3。8公里，长安街根本没法进行大规模建设。
在大规模建设的同时，一个禁区也在打破：古代建筑不能动。事实上，从1952年拆除长安左门和右门开始，“古建筑的拆与保”的交锋就在不断上演，当长安街向着具有“首都风貌”的大干线思路发展，双塔寺、牌楼这些古迹，都随着不断翻新的长安街景象，走入历史。
由是，长安街的改造，在关注北京城变迁的记者王军眼里，成了“改造北京城的第一枪”。
1959年10月，改造后的长安街呈现在世人面前。南池子到南长安街修起了80米宽的游行大道，扩建后的天安门前，形成了东西500米、南北860米的大广场——这种规模和气势，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
此时，长安街沿线的建筑，除了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饭店、民族宫等，还有在长安街南边的纺织部、煤炭部等部委办公楼。这些庄严而肃穆的大厦，随着国庆10周年，完成了长安街从规划草图走向现实的转变。一条以政治形象闻名世界的大街，从此诞生。
然而，“第一枪”打出没多久，便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所有的工程都停了下来，国家大剧院没建成，科技馆也撂下了。”董光器回忆。直到1964年，经过三年调整，国力有些恢复。万里作为北京市当时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汇报，提出中央有一些办公楼可以集中在长安街上盖。
很快，北京市政府开始着手编制长安街规划。1964年4月，长安街有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规划方案，特别是确定了包括道路宽度在内的具体原则。
董光器表示，在此之前，长安街的马路宽度一直难以确定。“50年代翻译很多国外首都的资料，感觉到，作为首都的一条主要街道，道路过窄对交通影响很大。所以，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提出北京的马路要宽。”
国家计委与北京市委的意见相左，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但北京市委的态度坚决，1956年，彭真在市委常委会上表态：你说我是大马路，我说你是小马路主义。将来的问题是马路太窄，而不是太宽，现在北京的汽车还不太多，等你们这些年轻人到八九十岁，北京有几百万辆车的时候，再看谁对谁错。
到1954年，对长安街宽度有了初步定论：不少于“100米”，至1958年最终划定为“120米”。“北京派出一个城市建设代表团到莫斯科考察西南区的建设，回来一比较，发觉北京的马路不够宽，就调整到了120米。”董光器说。
此后，长安街一直向1958年划定的“红线”努力。赵知敬说，现在很多地段，路宽已不止120米，“而这次大修，大剧院西边这条路是最窄的一段，一直想动。”
就这样，1964年的方案形成了一个“各方面认可的规划”。然而，还没来得及上报中央，就赶上了“文革”。不久，北京市规划部门收到一个文件，明确提出“长安街建设暂停”。
东方广场的争论
1985年，长安街规划随着改革开放后北京城的复苏被重新提上日程。
“85”方案中，长安街仍然是为了充分体现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而存在。“只是增加了一些符合现代的情况，强调要有充足的绿化，还要有商业，把西单、王府井几大商业中心联系起来。”董光器说。
规划做好了，却没有钱。在董光器的记忆中，长安街建设的再次启动始于招商引资的大力推行。
随着外资注入，长安街10年间完成了此前40年的建设量。也有人开始担忧，长安街的政治意义在“软化”吗？
“作为神州第一街的长安街，盖楼要经过资格审查。不是国家级的行政办公楼，就是国家级的博物馆、文化建筑。”董光器说。
市场经济的渗入，让标准慢慢变化。据城建资料统计，长安街20世纪90年代新建的21座建筑中，属于商业金融和写字楼类的就占了14座，占总数的67%；而在50年代，这一比例仅为17%。
为此，甚至有城市规划者给北京市写报告，要求坚持长安街的性质。90年代初，随着体量巨大、玻璃幕墙的东方广场突现长安街，争议骤起。
“东方广场原来设计的楼高是80多米，比规定限高30米高出一倍多，而且是一整栋建筑，宽488米，像一个大屏风。”赵知敬回忆。
1994年，赵冬日、张开济等6位学者联名提出，东方广场大厦如果按照原方案实施，将改变旧城平缓开阔的城市空间。在此前后，北京市召开了一个东方广场方案的展示会。
然而，规划界人士依然无法认同这个突破心理底线的规划。一位规划人士表示，把东方广场镶在长安街上，其他建筑都成了“孙子辈”。
问题最终反映到中央，东方广场大厦在开工之后，被下令停工，重新论证，“一整栋建筑变成三组，高度分别定为50、60和70米。在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的推动下，东方广场作了再一次妥协，把高度降低为48米、58米、68米。”董光器说。
其实，这样的高度，仍然突破了长安街的规划。“知名开发商想把写字楼盖在长安街上，各区又急于招商引资，自然挡不住这股潮流。”董光器说。
拆了3000面广告牌
世纪之交，长安街边又起“拆广告行动”。
1999年炎夏，也是国庆50周年大庆前夕，长安街上的广告已相当“繁荣”，而拆除方案提出，沿街两侧建筑顶部的广告和牌匾全部拆除。
不过，“上纲上线”没见效。广告牌和匾额最终都被拆掉，共有3000多面。
“那段时间，经常有人来找我说情。每一个拆掉的牌子背后，都是巨大的利益。后来有朋友告诉我，有人恨得想摘我点儿器官什么的。”赵知敬笑道
2002年，赵知敬组织北京城市规划学会完成了《全面建成长安街、完善天安门广场》的课题。
比较特别的一点是，此次规划邀请了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两家大学，对长安街的行人展开社会调查。在问卷设计中，记者看到有“你对现在的长安街有什么感觉，有什么觉得不舒适的地方”这样的问题。
回答五花八门，有人提出，座椅没树，没遮挡，坐下来就烫屁股。“想看看普通老百姓对长安街的意见。”赵知敬说。
这样的规划思路，是否会让这条宽阔威严的街道，更加亲切而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