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阿姨67岁的人生中，前60年所有认识的朋友，加起来都没有她在一个冬天里认识得多。
作为一名退休在家的天气预报员，马阿姨的一天基本这样度过：早上起床去小区广场跳一种叫“佳木斯快乐舞步”的广场舞，跳完之后去参加小区的业余合唱团，吃完中饭睡一会儿午觉，起床再去跳广场舞，然后回家吃饭、看两集连续剧，睡觉。
她所在的舞蹈队有300名队员，她认识其中的100多个。服装由赞助商统一赞助，每到运动时间，整齐划一的队伍在广场上黑压压一大片，蔚为壮观。而她所在的小区有3支同等规模的舞蹈队。散场的时候，广场上大群人有说有笑各奔东西，“那感觉就跟当年毛主席在广场接见红卫兵似的。”
每到冬天，她都会坐飞机到海南三亚去过冬，11月过去，次年3月回来。那里也有同样规模的舞蹈队，她也认识其中的100多个。这还不算同样来自北京这个小区的十多个邻居。
这样的场面在马阿姨过去的人生中从未见过。以前广场上也有扭秧歌、跳交谊舞、唱京剧的，但从未达到过这样的规模。央视《新闻1+1》2013年11月报道说，中国有近亿人参与广场舞。还有媒体分析说，这与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有关。
但这似乎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现象。在没退休之前，马阿姨熟悉的社交方式是每到年节单位聚餐，亲戚朋友吃饭、喝酒，吃完年轻人去唱卡拉OK，长辈则坐在家里打麻将。春节大家打电话拜年，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就发短信。
一切都与以往截然不同了。马阿姨去参加同学会，记回来满满三张纸的微信、微博账号。她的儿子儿媳，坐在同一个房间里，还要用手机打字说话。他们拒绝给亲戚朋友打电话。他们也很少聚餐和唱卡拉OK。她的外孙，小小年纪成天泡在一个叫《摩尔庄园》的网络游戏里，她偶尔说两句，女儿就说，“以后的社会都是这样了，不要管他。”
2007年，零点调查曾做过一份《中国居民沟通指数》调查，里面有两个有趣的结论，一是中国人社交最主要的方式里，“饭局”以接近半数的优势高居第一，体育和卡拉OK分别排第二、第三，加起来也不如“饭局”高。另一个结论是，中国人的社交圈，“亲戚”以压倒性优势占据第一，“同学”和“同事”居次，“陌生人社交”则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短短5年过去，随着中国的GDP总额从2007年的24万亿增长到2012年的超过50万亿人民币，以及城镇化和互联网社交的快速兴起，曾经典型的中国式“熟人社会”，正在崩塌。
虚拟人生
中国人也许是这个星球上最喜欢在虚拟世界中社交的族群。有数字显示，中国人在2012年中平均每天花费在各类社交网站上的时间为46分钟，而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全年累计花费了约1670亿小时在社交网络当中。这相当于1900万年。
在改变中国人对“陌生人社交”的羞涩这一点上，没有什么比网络社交更具冲击性的工具了。新浪微博和腾讯微信的用户数，分别在发展4年和3年后超过了5亿。而在熟人社交方面，腾讯公司的另一款产品QQ空间则给出了更惊人的数字。在第三方的统计数据中，它的用户数达到惊人的7。12亿，其中有半数用户为老人和小孩，他们喜欢在这个平台上玩网络社交游戏。
但31岁的彭玲（化名）从未想过，自己会在虚拟世界里找到另一半。
事情只能用鬼使神差来形容。此前百般反对妈妈拿着自己的照片去公园参加“家长相亲会”的她，从朋友的朋友那里知道了一个个人做的微信相亲公众账号，就毫无顾虑地按照公号里的自动回复发去了自己的基本情况，当晚她的资料就出现在了账号的公共推送消息里。再后来，就收到十来个追求者的邮件，两个月后，在鲜花和戒指前，她的终身大事居然就这么搞定了。
现在回想起来，彭玲也有点觉得不可思议，她不知道那个公众账号背后到底是谁，有多少个粉丝，有怎样的审核机制，究竟通过怎样的渠道到达她这里，运营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就是很奇怪地有种莫名的信赖，居然就这么把自己的终身大事托付出去了？
彭玲的那个他多少知道一点情况，在北京某公司做程序员的他说，听说这个账号是隔壁另一家公司的某技术“大牛”在睡午觉的间隙做的一个数据库，用一个很复杂的配对规则来定向发布信息，“接收和发布接口都是自动的”，无从知道它上面有多少“成交”，但他估计不在少数。因为前几天圈内有100万粉丝的著名公众账号“罗辑思维”举办相亲大会，连续数天，每天都能公布10个姑娘的资料。
“你觉得很奇怪这么快就有这么多回复？”他说，“我们公司所有人都有微信，一半都是光棍，光是我们部门就有7个光棍订阅了那个公共账号。”
在某种程度上，韩荔的公共账号“翠西小姐”，可能可以解释“大牛”们的思维逻辑。在微信朋友圈做“电商”半年，她在自己的“翠西小姐”上发布了一份“半年财报”：“共计发布商品106件，成交83件，退货2件，销售额共计143000元，理论提成6600元，辛苦与利润有点不成正比，但很有意思，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帮助。”
“翠西小姐”是韩荔的一个实验，熟人朋友把要卖的东西拍照发来，经过编辑和文案撰写，发布在公众账号上，该账号的粉丝如果喜欢，就在淘宝下单，此后韩荔再通知朋友发货，粉丝收货后放款，由韩荔提取5%的提成，把剩下的钱打给对方。
这中间没有任何书面的协议和文书，仅凭朋友间的诚信支撑。有时甚至标准还会放宽一些：只要韩荔和卖家之间有双方认识的朋友，她就同意代卖这件货品。这其实很有些风险，她经手的最贵的一件货品是谷歌眼镜，标价2万元。
有时候韩荔也觉得有点担心。作为某网站电商记者的她，深知这不是一项可持续的生意，一是逻辑太简单，就是挣信息不对称的钱；二是“利润和风险不成比例”，商业逻辑不合理。但话说回来，这个“实验”也大大拓展了她的朋友圈，比如有著名的电商网站会在这里试卖一些新品；再比如，有很多淘宝小卖家想找她来做渠道代理，还有过行业大佬加她的私人微信，讨论“如果给你100万美元，你会怎么做？”
美式饭局
但网络，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收获朋友和合作伙伴的惟一方法。
开车从京承高速出京方向的第一个出口出来，与一条波光粼粼的小河擦肩而过，在车少人稀的林荫道上开上十几公里，就到了陈峥的家，一片河畔联排别墅区的小楼。
44岁的陈10年前从美国回国，历任几家IT公司的高管，现在自己创业。太太任毅杰是标准家庭主妇，业余在小区附近办了一家舞蹈学校。两个孩子小的一岁半，大的在附近的私立小学上学前班。
陈的社交圈子基本有三个：一是各种商业聚会和论坛，二是在京海归团体的聚会，三是各种各样的家庭派对。前两个的形式基本数年不变，就是喝酒吃饭换名片，但最后一种，陈评价说，是自己最喜欢的，“真的能够带来享受和快乐”的那种社交方式。
现在回头看，陈峥非常庆幸搬进小区时，没有像其他邻居一样偷偷在后院里盖房子。倒不是有多么高的觉悟，陈峥说，自己就是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像美国人那样，在自家院子里烤肉喝酒，晒太阳，招待朋友。
愿望虽好，真的实践起来就有点走样。首先，阳光明媚温度适宜的天气，在北京的确有点少，满打满算，也就是春天仨礼拜，秋天仨礼拜。其次，就算天气能忍受，这个离市区不远的小区也不是世外桃源，往往还没吃几口，大家就因为或蚊虫叮咬，或雾霾环绕不得不搬进屋里。
尽管如此，家庭聚会还是带来了很多乐趣。虽然只能屋外烤肉屋里吃，但陈峥的烤小牛腰已经在朋友圈里小有名气，太太的西餐和中餐也都像模像样，每到周末，经常有朋友携家带眷专门来吃，吃完抹抹嘴，激发胸中好斗之气，当场就要约下周在自家招待一桌更高级的饭局。
不仅如此，家庭派对还有很多方便之处。一是住处不远，喝了酒不好开车，走两步就回家了，或者开车送一趟，也不过10分钟。二是大家都有小孩，家里遍地玩具吃完就可以自由活动，不需要像在饭馆里那样，边吃还要边提心吊胆孩子会不会不见了。
几年的派对搞下来，陈峥觉得大有收获。不用担心卫生问题，无需穿得整整齐齐，孩子有了伴，自己多了拿手菜，也吃到了更多好吃的，最关键的是，这种社交方式更随意放松，吃得好自然聊得好，接受这种方式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你带个朋友他带个朋友，不需刻意经营，圈子就在不知不觉中变大了。
这让陈峥的朋友圈跨度大到自己都感到惊讶。他这招待过外企的白领、互联网的程序员、时尚圈穿普拉达的女魔头、派出所的民警、使馆的武官，进了家门，都脱下职业外表变成了普通人，讲起段子来比谁都逗。而且在生意上，这种社交关系往往比“换名片”的那种更靠谱，陈说，他最近的一桩生意，就是在朋友的帮助下做成的。
生意的逻辑
这并非舆论对中国社交圈的主流印象。今年早些时候，NBC在一则名为《美国大公司为何在中国失败》的文章中说，在中国，生意并不简单地是生意，它是社交。关系是商业和政府合同背后的驱动力，是将人们聚合在一起的无形胶水。
中国有很多低调而有权力的商业社交圈，包括华夏同学会、泰山会、中企俱乐部、江南会、正和岛、阿拉善、接力中国等，在媒体的商业故事中它们更像“商帮”，在很多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都曾经出现过。
李亦非，一家对冲基金的中国区主席，也曾经评价说，中国的成功人士社交方面都非常厉害，都是“求出来的，求就是卖，就是销售你自己，同时销售一个好的价值观、好的产品、好的项目，会销售的人都是一定会成功的。”她还说，不求人可能是大部分人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
但在胡坤看来，生意的逻辑已经早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很难想像，作为一名标准的“红二代”，胡坤的正式身份是一名公益组织者，他是ichi非遗国际化项目联合创始人，以及Nexus全球青年峰会的中国负责人。
后者的主要目的，是发动中国权贵家族的“富二代”和“官二代”们，同这个星球上其他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年轻人一起，参与到公益项目中来。
这样的想法并非凭空而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英国皇家艺术学会执行总监马修·泰勒几个月前撰文说，2010年他因为工作需要接触了一些幼儿园，发现尽管幼儿园、孩子、家长的情况都大同小异，但有些幼儿园的家长就很“抱团”，有些则一盘散沙。
再进一步研究，他发现家长“抱团”的幼儿园都有同样一个特质，即它们都因为缺钱，所以需要家长义务劳动、捐献食物或者一起筹款。他得出一个结论，社会组织促成社交网络的形成，但具有紧迫感、使命感的任务，决定一个社交网络的活跃程度。
胡坤对此毫不怀疑。他的目标是在中国1万个顶尖的家族继承者中，选出有意愿也有实力的80名富家子弟来参与这个项目。他已经甄选出了60名参与者，举办过几次线下的讨论和论坛。除此之外，参与者也会在微信群里讨论项目，或者是组织非官方的聚会。
胡坤参加过这些聚会中的一部分，感觉除了有时稍微奢侈一点，例如“打飞的”来参加聚会之类，其他的与普通北京年轻人的聚会并无二致。他们有时会包厅看个电影，或者玩玩密室逃脱，喝点东西，或骑骑马，停下来的时候就讨论些正经事。有些人抱着功利的态度参加聚会，一进来就想要拉关系找钱，大家就不客气地把他轰出去。而有些人被家里管得很严，连住酒店的钱都拿不出，大家就想办法说服家长，或者帮他摊一些。
“再过10年，或者20年，中国的精英阶层，一定会是有国际视野、有海外资源的人。”胡坤说，“而这个世界的规则早就不完全是竞争这么简单了，还有竞合，还有企业社会责任，国外的有些家族已经做了两三代，但我们这里完全是刚刚起步。你要和人家有共同语言，要把生意做得更大，要收获海外市场，必须懂得别人的价值观。”
多虑与焦虑
但对承受更多社会和生活压力的30岁—50岁的中国人说，这些都并不是他们的社交常态，他们中的很多人对现实存在的问题感到无力，而这一点无法随社交圈子的扩大得到解决。有媒体发布过数据，认为这个阶层有3000万人患有“社交焦虑症”，但并未有进一步的可信数据证实，可以肯定的是，焦虑像逗号一样一直都在，而社交则成为句号。
尽管拥有160万微博粉丝，王小山已经不怎么有精力在虚拟世界里结交新朋友。他关注的1000多人里，绝大多数都是10年前或者15年前在某个BBS上相交，然后在线下的某个饭局上认识的。饭局曾经是王那一代人主要的社交方式。他们喜欢在半夜两点聚会，喝一瓶一瓶的白酒，在晕晕乎乎的状态里，聊理想、社会、文学和人生。
似乎在一夜之间，饭局不再流行。中国烹饪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餐饮业已经连续一年陷入负增长。中国政府在今年的早些时候提出“净化社交圈”，严厉谴责了官员在社交中吸高档烟，喝高档酒，和出入高档会所的不良风气。北京有4000余家私人会所；而在广州和深圳，它们则主要是高尔夫会所。人们对它们一无所知，但官方媒体《半月谈》早些时候评论说，一些干部在这类社交圈里是“政治骗子和花花公子”。
这与王小山毫无关系。他不是政府官员，也与这个圈子毫无交集。他曾经热衷于在微博上质疑中国的国有控股牛奶企业蒙牛，但现在网络对他来说，不再是畅所欲言的世外桃源。此前，证监会、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均表示，针对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出现，中国将制定更严格的管理办法和法律法规。
越来越多的朋友不再喜欢饭局，也不再喜欢上网。早在两年前，王小山也戒了酒，开始像其他朋友一样，在清晨锻炼。他的微信上，只有寥寥十几个人，其中一个是老婆，剩下的一半是老板、同事，一半是德州扑克牌桌上认识的牌友—王从两年前开始打德州扑克，现在是一家在线德州扑克网站的签约牌手，得过一次冠军，两次亚军，和其他七八次比赛的不错排名。
尽管在媒体的标题中，德州扑克经常被形容为“中国白富美及富豪明星的糜烂社交工具”，但王认为，他从中收获了平静。“他们都是非常内敛的人，我们在一起只谈牌局”，他说，“牌局里有很多让人开心的东西，有时候为一手牌可以笑半天。”
没有比赛的时候，王小山就使用VPN工具去国外的网站打扑克。他有时候也会用它看看多数中国人不熟悉的社交圈子，但是并不怎么发言。BIIntelligence首份全球社交媒体普查年度报告中说，Facebook在中国有9500万用户、Google+在中国有1亿用户，Twitter有8000万，YouTube有6000万。
2000年，哈佛大学公共政策专家普特南（Robert。D。putnam）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孤独保龄球：美国社会资本的枯竭》，引发了很大争议。在这本书中，他以美国保龄球俱乐部的衰落为例，指出从1950年以来，在电视和视频游戏等因素影响下，美国种种传统的社交方式正在崩塌，而这将直接带来种族的隔阂，乃至民主的衰落。
这本书给普特南带来了两任总统的接见，但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质疑者认为，他在研究中忽略了对结果不利的数据，此外也忽略了新的社交方式的兴起，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20年代，也有学者为收音机的兴起引发过同样的担忧，但事实证明这是多虑了。
但没有人知道狼来了的故事是否会继续。新的社交方式真的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吗？没人知道答案。毕竟2010年大卫·芬奇的电影《社交网络》在中国上映时，很多人都记住了结尾的一句话：you're not an？asshole，you're just trying so hard to be 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