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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式社交

在马阿姨67岁的人生中,前60年所有认识的朋友,加起来都没有她在一个冬天里认识得多。

作为一名退休在家的天气预报员,马阿姨的一天基本这样度过:早上起床去小区广场跳一种叫“佳木斯快乐舞步”的广场舞,跳完之后去参加小区的业余合唱团,吃完中饭睡一会儿午觉,起床再去跳广场舞,然后回家吃饭、看两集连续剧,睡觉。

她所在的舞蹈队有300名队员,她认识其中的100多个。服装由赞助商统一赞助,每到运动时间,整齐划一的队伍在广场上黑压压一大片,蔚为壮观。而她所在的小区有3支同等规模的舞蹈队。散场的时候,广场上大群人有说有笑各奔东西,“那感觉就跟当年毛主席在广场接见红卫兵似的。”

每到冬天,她都会坐飞机到海南三亚去过冬,11月过去,次年3月回来。那里也有同样规模的舞蹈队,她也认识其中的100多个。这还不算同样来自北京这个小区的十多个邻居。

这样的场面在马阿姨过去的人生中从未见过。以前广场上也有扭秧歌、跳交谊舞、唱京剧的,但从未达到过这样的规模。央视《新闻1+1》2013年11月报道说,中国有近亿人参与广场舞。还有媒体分析说,这与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有关。

但这似乎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现象。在没退休之前,马阿姨熟悉的社交方式是每到年节单位聚餐,亲戚朋友吃饭、喝酒,吃完年轻人去唱卡拉OK,长辈则坐在家里打麻将。春节大家打电话拜年,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就发短信。

一切都与以往截然不同了。马阿姨去参加同学会,记回来满满三张纸的微信、微博账号。她的儿子儿媳,坐在同一个房间里,还要用手机打字说话。他们拒绝给亲戚朋友打电话。他们也很少聚餐和唱卡拉OK。她的外孙,小小年纪成天泡在一个叫《摩尔庄园》的网络游戏里,她偶尔说两句,女儿就说,“以后的社会都是这样了,不要管他。”

2007年,零点调查曾做过一份《中国居民沟通指数》调查,里面有两个有趣的结论,一是中国人社交最主要的方式里,“饭局”以接近半数的优势高居第一,体育和卡拉OK分别排第二、第三,加起来也不如“饭局”高。另一个结论是,中国人的社交圈,“亲戚”以压倒性优势占据第一,“同学”和“同事”居次,“陌生人社交”则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短短5年过去,随着中国的GDP总额从2007年的24万亿增长到2012年的超过50万亿人民币,以及城镇化和互联网社交的快速兴起,曾经典型的中国式“熟人社会”,正在崩塌。

虚拟人生

中国人也许是这个星球上最喜欢在虚拟世界中社交的族群。有数字显示,中国人在2012年中平均每天花费在各类社交网站上的时间为46分钟,而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全年累计花费了约1670亿小时在社交网络当中。这相当于1900万年。

在改变中国人对“陌生人社交”的羞涩这一点上,没有什么比网络社交更具冲击性的工具了。新浪微博和腾讯微信的用户数,分别在发展4年和3年后超过了5亿。而在熟人社交方面,腾讯公司的另一款产品QQ空间则给出了更惊人的数字。在第三方的统计数据中,它的用户数达到惊人的7。12亿,其中有半数用户为老人和小孩,他们喜欢在这个平台上玩网络社交游戏。

但31岁的彭玲(化名)从未想过,自己会在虚拟世界里找到另一半。

事情只能用鬼使神差来形容。此前百般反对妈妈拿着自己的照片去公园参加“家长相亲会”的她,从朋友的朋友那里知道了一个个人做的微信相亲公众账号,就毫无顾虑地按照公号里的自动回复发去了自己的基本情况,当晚她的资料就出现在了账号的公共推送消息里。再后来,就收到十来个追求者的邮件,两个月后,在鲜花和戒指前,她的终身大事居然就这么搞定了。

现在回想起来,彭玲也有点觉得不可思议,她不知道那个公众账号背后到底是谁,有多少个粉丝,有怎样的审核机制,究竟通过怎样的渠道到达她这里,运营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就是很奇怪地有种莫名的信赖,居然就这么把自己的终身大事托付出去了?

彭玲的那个他多少知道一点情况,在北京某公司做程序员的他说,听说这个账号是隔壁另一家公司的某技术“大牛”在睡午觉的间隙做的一个数据库,用一个很复杂的配对规则来定向发布信息,“接收和发布接口都是自动的”,无从知道它上面有多少“成交”,但他估计不在少数。因为前几天圈内有100万粉丝的著名公众账号“罗辑思维”举办相亲大会,连续数天,每天都能公布10个姑娘的资料。

“你觉得很奇怪这么快就有这么多回复?”他说,“我们公司所有人都有微信,一半都是光棍,光是我们部门就有7个光棍订阅了那个公共账号。”

在某种程度上,韩荔的公共账号“翠西小姐”,可能可以解释“大牛”们的思维逻辑。在微信朋友圈做“电商”半年,她在自己的“翠西小姐”上发布了一份“半年财报”:“共计发布商品106件,成交83件,退货2件,销售额共计143000元,理论提成6600元,辛苦与利润有点不成正比,但很有意思,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帮助。”

“翠西小姐”是韩荔的一个实验,熟人朋友把要卖的东西拍照发来,经过编辑和文案撰写,发布在公众账号上,该账号的粉丝如果喜欢,就在淘宝下单,此后韩荔再通知朋友发货,粉丝收货后放款,由韩荔提取5%的提成,把剩下的钱打给对方。

这中间没有任何书面的协议和文书,仅凭朋友间的诚信支撑。有时甚至标准还会放宽一些:只要韩荔和卖家之间有双方认识的朋友,她就同意代卖这件货品。这其实很有些风险,她经手的最贵的一件货品是谷歌眼镜,标价2万元。

有时候韩荔也觉得有点担心。作为某网站电商记者的她,深知这不是一项可持续的生意,一是逻辑太简单,就是挣信息不对称的钱;二是“利润和风险不成比例”,商业逻辑不合理。但话说回来,这个“实验”也大大拓展了她的朋友圈,比如有著名的电商网站会在这里试卖一些新品;再比如,有很多淘宝小卖家想找她来做渠道代理,还有过行业大佬加她的私人微信,讨论“如果给你100万美元,你会怎么做?”

美式饭局

但网络,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收获朋友和合作伙伴的惟一方法。

开车从京承高速出京方向的第一个出口出来,与一条波光粼粼的小河擦肩而过,在车少人稀的林荫道上开上十几公里,就到了陈峥的家,一片河畔联排别墅区的小楼。

44岁的陈10年前从美国回国,历任几家IT公司的高管,现在自己创业。太太任毅杰是标准家庭主妇,业余在小区附近办了一家舞蹈学校。两个孩子小的一岁半,大的在附近的私立小学上学前班。

陈的社交圈子基本有三个:一是各种商业聚会和论坛,二是在京海归团体的聚会,三是各种各样的家庭派对。前两个的形式基本数年不变,就是喝酒吃饭换名片,但最后一种,陈评价说,是自己最喜欢的,“真的能够带来享受和快乐”的那种社交方式。

现在回头看,陈峥非常庆幸搬进小区时,没有像其他邻居一样偷偷在后院里盖房子。倒不是有多么高的觉悟,陈峥说,自己就是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像美国人那样,在自家院子里烤肉喝酒,晒太阳,招待朋友。

愿望虽好,真的实践起来就有点走样。首先,阳光明媚温度适宜的天气,在北京的确有点少,满打满算,也就是春天仨礼拜,秋天仨礼拜。其次,就算天气能忍受,这个离市区不远的小区也不是世外桃源,往往还没吃几口,大家就因为或蚊虫叮咬,或雾霾环绕不得不搬进屋里。

尽管如此,家庭聚会还是带来了很多乐趣。虽然只能屋外烤肉屋里吃,但陈峥的烤小牛腰已经在朋友圈里小有名气,太太的西餐和中餐也都像模像样,每到周末,经常有朋友携家带眷专门来吃,吃完抹抹嘴,激发胸中好斗之气,当场就要约下周在自家招待一桌更高级的饭局。

不仅如此,家庭派对还有很多方便之处。一是住处不远,喝了酒不好开车,走两步就回家了,或者开车送一趟,也不过10分钟。二是大家都有小孩,家里遍地玩具吃完就可以自由活动,不需要像在饭馆里那样,边吃还要边提心吊胆孩子会不会不见了。

几年的派对搞下来,陈峥觉得大有收获。不用担心卫生问题,无需穿得整整齐齐,孩子有了伴,自己多了拿手菜,也吃到了更多好吃的,最关键的是,这种社交方式更随意放松,吃得好自然聊得好,接受这种方式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你带个朋友他带个朋友,不需刻意经营,圈子就在不知不觉中变大了。

这让陈峥的朋友圈跨度大到自己都感到惊讶。他这招待过外企的白领、互联网的程序员、时尚圈穿普拉达的女魔头、派出所的民警、使馆的武官,进了家门,都脱下职业外表变成了普通人,讲起段子来比谁都逗。而且在生意上,这种社交关系往往比“换名片”的那种更靠谱,陈说,他最近的一桩生意,就是在朋友的帮助下做成的。

生意的逻辑

这并非舆论对中国社交圈的主流印象。今年早些时候,NBC在一则名为《美国大公司为何在中国失败》的文章中说,在中国,生意并不简单地是生意,它是社交。关系是商业和政府合同背后的驱动力,是将人们聚合在一起的无形胶水。

中国有很多低调而有权力的商业社交圈,包括华夏同学会、泰山会、中企俱乐部、江南会、正和岛、阿拉善、接力中国等,在媒体的商业故事中它们更像“商帮”,在很多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都曾经出现过。

李亦非,一家对冲基金的中国区主席,也曾经评价说,中国的成功人士社交方面都非常厉害,都是“求出来的,求就是卖,就是销售你自己,同时销售一个好的价值观、好的产品、好的项目,会销售的人都是一定会成功的。”她还说,不求人可能是大部分人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

但在胡坤看来,生意的逻辑已经早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很难想像,作为一名标准的“红二代”,胡坤的正式身份是一名公益组织者,他是ichi非遗国际化项目联合创始人,以及Nexus全球青年峰会的中国负责人。

后者的主要目的,是发动中国权贵家族的“富二代”和“官二代”们,同这个星球上其他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年轻人一起,参与到公益项目中来。

这样的想法并非凭空而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英国皇家艺术学会执行总监马修·泰勒几个月前撰文说,2010年他因为工作需要接触了一些幼儿园,发现尽管幼儿园、孩子、家长的情况都大同小异,但有些幼儿园的家长就很“抱团”,有些则一盘散沙。

再进一步研究,他发现家长“抱团”的幼儿园都有同样一个特质,即它们都因为缺钱,所以需要家长义务劳动、捐献食物或者一起筹款。他得出一个结论,社会组织促成社交网络的形成,但具有紧迫感、使命感的任务,决定一个社交网络的活跃程度。

胡坤对此毫不怀疑。他的目标是在中国1万个顶尖的家族继承者中,选出有意愿也有实力的80名富家子弟来参与这个项目。他已经甄选出了60名参与者,举办过几次线下的讨论和论坛。除此之外,参与者也会在微信群里讨论项目,或者是组织非官方的聚会。

胡坤参加过这些聚会中的一部分,感觉除了有时稍微奢侈一点,例如“打飞的”来参加聚会之类,其他的与普通北京年轻人的聚会并无二致。他们有时会包厅看个电影,或者玩玩密室逃脱,喝点东西,或骑骑马,停下来的时候就讨论些正经事。有些人抱着功利的态度参加聚会,一进来就想要拉关系找钱,大家就不客气地把他轰出去。而有些人被家里管得很严,连住酒店的钱都拿不出,大家就想办法说服家长,或者帮他摊一些。

“再过10年,或者20年,中国的精英阶层,一定会是有国际视野、有海外资源的人。”胡坤说,“而这个世界的规则早就不完全是竞争这么简单了,还有竞合,还有企业社会责任,国外的有些家族已经做了两三代,但我们这里完全是刚刚起步。你要和人家有共同语言,要把生意做得更大,要收获海外市场,必须懂得别人的价值观。”

多虑与焦虑

但对承受更多社会和生活压力的30岁—50岁的中国人说,这些都并不是他们的社交常态,他们中的很多人对现实存在的问题感到无力,而这一点无法随社交圈子的扩大得到解决。有媒体发布过数据,认为这个阶层有3000万人患有“社交焦虑症”,但并未有进一步的可信数据证实,可以肯定的是,焦虑像逗号一样一直都在,而社交则成为句号。

尽管拥有160万微博粉丝,王小山已经不怎么有精力在虚拟世界里结交新朋友。他关注的1000多人里,绝大多数都是10年前或者15年前在某个BBS上相交,然后在线下的某个饭局上认识的。饭局曾经是王那一代人主要的社交方式。他们喜欢在半夜两点聚会,喝一瓶一瓶的白酒,在晕晕乎乎的状态里,聊理想、社会、文学和人生。

似乎在一夜之间,饭局不再流行。中国烹饪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餐饮业已经连续一年陷入负增长。中国政府在今年的早些时候提出“净化社交圈”,严厉谴责了官员在社交中吸高档烟,喝高档酒,和出入高档会所的不良风气。北京有4000余家私人会所;而在广州和深圳,它们则主要是高尔夫会所。人们对它们一无所知,但官方媒体《半月谈》早些时候评论说,一些干部在这类社交圈里是“政治骗子和花花公子”。

这与王小山毫无关系。他不是政府官员,也与这个圈子毫无交集。他曾经热衷于在微博上质疑中国的国有控股牛奶企业蒙牛,但现在网络对他来说,不再是畅所欲言的世外桃源。此前,证监会、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均表示,针对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出现,中国将制定更严格的管理办法和法律法规。

越来越多的朋友不再喜欢饭局,也不再喜欢上网。早在两年前,王小山也戒了酒,开始像其他朋友一样,在清晨锻炼。他的微信上,只有寥寥十几个人,其中一个是老婆,剩下的一半是老板、同事,一半是德州扑克牌桌上认识的牌友—王从两年前开始打德州扑克,现在是一家在线德州扑克网站的签约牌手,得过一次冠军,两次亚军,和其他七八次比赛的不错排名。

尽管在媒体的标题中,德州扑克经常被形容为“中国白富美及富豪明星的糜烂社交工具”,但王认为,他从中收获了平静。“他们都是非常内敛的人,我们在一起只谈牌局”,他说,“牌局里有很多让人开心的东西,有时候为一手牌可以笑半天。”

没有比赛的时候,王小山就使用VPN工具去国外的网站打扑克。他有时候也会用它看看多数中国人不熟悉的社交圈子,但是并不怎么发言。BIIntelligence首份全球社交媒体普查年度报告中说,Facebook在中国有9500万用户、Google+在中国有1亿用户,Twitter有8000万,YouTube有6000万。

2000年,哈佛大学公共政策专家普特南(Robert。D。putnam)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孤独保龄球:美国社会资本的枯竭》,引发了很大争议。在这本书中,他以美国保龄球俱乐部的衰落为例,指出从1950年以来,在电视和视频游戏等因素影响下,美国种种传统的社交方式正在崩塌,而这将直接带来种族的隔阂,乃至民主的衰落。

这本书给普特南带来了两任总统的接见,但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质疑者认为,他在研究中忽略了对结果不利的数据,此外也忽略了新的社交方式的兴起,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20年代,也有学者为收音机的兴起引发过同样的担忧,但事实证明这是多虑了。

但没有人知道狼来了的故事是否会继续。新的社交方式真的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吗?没人知道答案。毕竟2010年大卫·芬奇的电影《社交网络》在中国上映时,很多人都记住了结尾的一句话:you're not an?asshole,you're just trying so hard to be one。